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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下的国民外交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开幕争论之研究 张 静 ? 2013-04-24 09:31:57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3期 　　 　　摘要：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预定于1931年在中国举行。该学会中国分会及国民政府都将会议视为联络各国国民情感、对外介绍中国真实情况及立场、推动国民外交之良机。然而，会议开幕前接连遭遇了两次危机。首先是中国国内反对学会在华开会的风潮，后经干预而平息；其次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两国会员间关系紧张，会议又有延期甚至流会之可能。中国代表最终决定以平心静气、谨慎客观的学术态度，参与对太平洋问题的探讨，在学会、中国分会及其会员、国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得以如期举行。　　关键词：太平洋国际学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双年会 国民外交　　作者简介：张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1931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之缘起及筹备　　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亚太地区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先驱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檀香山，“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在其35年的历史中，举办了13次以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问题等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组织与推动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出版了千余种相关书籍，并在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菲律宾、荷兰、法国、印度等14个国家设立了分会。50年代学会遭受麦卡锡主义“亲共”的指控并受到长期调查，于1960年最终解散。（注：学界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研究者以美国、日本学者为主。他们或讨论该组织如何沦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或探讨学会对于美国亚洲学发展的贡献，或考察日本分会的相关情况。总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一方面仍缺乏对于学会整体历史的探讨，另一方面学会与中国的关系及中国分会的情况亦缺乏梳理。本文为作者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系列研究之一，已刊论文为《中国知识界与第三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国民外交的一次尝试——中国代表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次会议之前后》，《青年学术论坛（200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 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相关研究有Nobuo Katagiri,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and the Manchurian Problem: With a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at the Fourth Shanghai Conference of 1931,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该文主要利用日本资料回顾此次会议围绕东北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中日两国会员的争论与冲突，但本文作者并不赞同该文的某些立论。）　　至20年代末时，太平洋国际学会已经逐渐发展到成熟期，学会各部分职能已经完善，一套完整细密的工作程序正在形成。学会先后在美国檀香山和日本京都举行了三届双年会，其影响渐渐溢出太平洋周边国家范围。调查研究、举办会议和出版有关著作是学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它们构成了一个赓续不断的研究过程，而定期举行的双年会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第四届双年会应中国分会的邀请，定于1931年在中国举行。为起草会议议程，1930年11月，学会召集各分会代表在美国纽约开会，李国钦代表中国参加，正在美国访问的张彭春受邀参加。经讨论，此次会议向总干事提出双年会主要圆桌会议拟讨论的议题为：（1）世界经济关系，（2）中国之国际关系；专门圆桌会议拟讨论的议题为：（1）粮食与人口问题，（2）太平洋诸岛非独立民族问题，（3）文化关系，（4）移民，（5）种族问题，（6）劳工问题，（7）生活水平问题。[1]　　受正在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经济问题自然成为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曾是上届会议重要议题之一的中国东三省问题，未被列入议程。在此决定之背后，实际上存在着学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及由此导致的学会两难处境。当成立之初，太平洋国际学会主要以社会、经济、文化等问题为关注重点，而自第二届会议起，学会开始更多地介入对外交事务的讨论。1929年日本的京都会议更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趋势。会议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东北问题的关切，以及中日代表围绕东北问题的论争，在学会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学会是保持原初的状态，还是更积极地投入对其时国际关系热点问题的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