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上).docVIP

英语知识 1． 扩大研究视域 翻译学科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体系的认定为前提。霍姆斯曾经指出，翻译学应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客观描写“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Holmes,1972;Venuti, 2000:176)。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大分支，而纯翻译学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他提出的翻译学研究范围的设想，后经图里（G.Toury）进一步阐释和完善，受到译学界的普遍认可（Baker,1998:278）。 其后，巴斯奈特（S.Bassnett）又提出译学应该包括四个最基本的领域： 1） 译学史，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翻译授权出版的具体步骤、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 2） 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以及译语文化中翻译取舍的原则； 3） 翻译与语言学研究，着重译语与原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不可译性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4） 翻译与诗学研究，包括概述性研究和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如诗歌、对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者电影文学翻译，具体译者的诗学研究、译者诗学对比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参见Bassnett-McGuire, 1991）。 与霍姆斯和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围相比，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翻译始终被当作文人雅士的一种技艺，研究大多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具体转换技巧或先验性的翻译标准方面，长于“一字一词的得失”和“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和对翻译及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客观研究”（许钧，2001：4）。视野基本局限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文”与“质”的争论，以及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挽救”与“完善”（朱志瑜，2001：3）。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等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等紧迫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题文化的规范和环境”，以及“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相互影响的著述（孔慧怡，1999：3），逐渐打破了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对那些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目前尚缺乏实践意义、但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的探讨一直是讳莫如深。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盛宁，1997：287）。19世纪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洪堡（W. Humboldt）等对翻译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亚当的语言”以及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等观念的阐述，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蒋骁华，1995：64）。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些研究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灵感的源尔和理论基石，促进了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为创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翻译观念的革新。纯理论的前瞻性和宏观指导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2． 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 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研究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到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题材和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哲学和科技翻译；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传统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日渐苍白，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要正确地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模式。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多种研究思路也必然会在翻译研究中找到适应性。 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继续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自从卡特福德、奈达等成功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翻译之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使翻译中语言各个层次上的分析更为精细和完整。贝尔（Roger Bell）试图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加深我们对翻译心理过程和“对人类一般交际行为的认识”（Bell, 1998:190）。哈特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廖七一，2001：267）。 同样，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