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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散文语言□ 张艳华内容提要“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崛起,既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转折点,也为各类文体的革新带来了契机。然而与诗歌、小说、戏剧不同,散文因其表达的内容、诉诸的对象与启蒙事业相距较远,反而在吸收西方知性文化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智慧,从而成为最有艺术成就的文学类型。一方面,散文家散漫随意的写作态度更接近于艺术创作的自由心态;另一方面,他们文白相间的语言运用、诗文交融的意义构成、文乐相通的形式追求更符合艺术发展的美学规律。于是,由“五四”时期所开创的随笔、杂感、时评等“杂文体”散文及游记、叙事、抒情等“美文体”散文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充分展示出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现代文人自由言说的精神世界。 　　 自古以来,诗文就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只不过历史上的“散文”是相对于“韵文”来说的,因而包含的种类极广,既包括纯粹的实用文章,也包括一些具有审美特征的文学散文。回眸散文的历史,可谓几度辉煌,群星璀璨: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百家争鸣、蔚为大观;盛汉司马迁、班固的记史散文皇皇巨著,光耀千秋;唐宋八大家散文更是集以往散文之大成,创立了“文起八代之衰”的伟业。然而自明代始,由于程朱理学的束缚和八股文风的影响,文人的创造力日趋委顿。前后七子的散文只能以“文必秦汉”,摹古拟古相号召,明末“公安派”虽一度打破了这种盲目崇古的风气,倡导真情流露、独抒性灵的小品散文,为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但到了清代,提倡“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桐城派散文和滥用对偶排比、堆砌词藻典故的“文选派” 骈体文又俨然成了文坛正宗。清末民初,进步知识分子已经难以忍受“桐城”、“文选”的陈腐与僵化,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从经世致用的目的出发,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由他所开创的“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新民体散文冲破了“桐城派的藩篱”,从而加速了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的过渡。就像郑振铎所评价的那样:“打倒了所谓奄奄无生气的桐城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成为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先导。然而“先导”毕竟只是“先导”,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局部变革并没有使文学发生质变。“戊戌变法”之际,梁启超或许是超前的;而在“五四”青年的眼里,他还是保守的,正如钱玄同在《致刘半农》一文中所说,“据我看来,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旧气未尽涤除,八股调太多,理想欠清晰耳!”如此看来,梁启超所代表的“新文体”一方面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先声,另一方面又成为新青年所超越的对象。 　　对于“五四”散文的成就,无论是当时的实践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认为,白话散文很进步了,特别是周作人等小品散文的成功,就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指出,新文学各类体裁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中对五四散文的评价也是众所周知的:“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林语堂在30年代的《(人间世)发刊词*评论说:“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认为,新文学成绩卓著的要数散文,季羡林说:“我认为‘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坛上最成功的是白话散文”。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散文的巨大成功呢? 　　一“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新文学散文中西溯源 　　 当新诗正在蹒跚学步,话剧刚刚植入中土,小说初登文学殿堂之际,散文却以其绚烂而骄人的成绩显示了它的实力。值得注意的是,在1935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卷中,无论是“建设理论集”还是“文学论争集”,均有围绕小说、新诗、戏剧的评说与论战,却惟独没有集中的关于散文理论的研讨及论争,只有两卷散文作品集。可以说,散文是在没有多少阻力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首先,宽泛的“散文”概念带来散文创作的自由局面。我们知道,历史上广义的散文原指一切无韵的文章。直到清代,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在他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中,还把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誌、杂记、哀祭等十三类文字体式统统归人散文领域。“五四”时期,刘半农在1917年的《新青年》三卷三号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应廓清“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界限,从而提升了散文的文学价值。尽管他对来自西洋的文学四种体裁说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