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 读书杂志美文 你们的大男子主义素材.docVIP

你们的大男子主义 《读书》的宗旨是要把对外的窗口开得大一点，近年来确是做得不错，把西方哲学文论上的种种争论频频呈现在读者眼前。但你们忘了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新产品：女权主义。中国人的大男子意识没有随着政治措施而完全更新，介绍女权主义的文论与哲学思想对读者有益，而且也可使刊物显得开放。否则的话，我的印象仍然是编辑们以为妇女亚于男子，至少在深奥的理论方面。 几天前读第二期，发现一个很小但又不无意义的错误。“短讯”一栏里提到美国人Janet Utts所编的《纽约时报杂志卡通索引》，却用了人称代词“他”。不知是作者的无知，还是有意取消男女分别？若是取消男女分别(那是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则为什么要用男性的“他”来做标准？ 读者·作者·编者 李文英 两篇文章和一个错字 柳苏谈金庸和梁羽生的两篇文章实在好，谈梁羽生的尤其好。这两篇我都看了两遍，看第二遍的时候在谈梁的一篇里发现一个错字，错的妙，妙在既非音近而误，又非形近而误，似乎讲得通而又讲不通。抄录如下： 　 “当然，棋话只是梁羽生的‘侠之余’，不象文史随笔也是他的‘侠之余’。”(第三期，140页) 　 中间的“不”字是“正”字之误。发现这类错字的人是认真读书的人。我建议，凡是发现这样的错字的读者，杂志社送他一本三联书店的书。至于发现音近或形近而误的，道谢可也。 读者·作者·编者 吕叔湘 也说“累赘” 程亚林在《读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上发表《必不可少的“累赘”》，赞扬书中附录注释、参考书目的做法，诚然不无道理。但我却想说另一种注释。一次，出版社的一位总编辑对我感叹，现在的书稿注释“看涨”，不要说读者，就连编辑也感到头痛。这种病症现在颇不少见。其实，文章也罢，成书也罢，无非是要表达作者对世界的独特感受、独特悟察、独特见解，贵在一个新字。前人的或同代人的思想文化材料不可不知，不可不用，但知要心知，用要化用，作为形成自己独特视角、得出独特结论的一个“原始”因素。一味地照抄照搬，即便不是有意拉大旗作虎皮，也难免有吃现成饭之嫌。这才是真正的累赘。 读者·作者·编者 秦弓 别忘了孙大雨 《读书》一九八七年十二期上杨匡汉《诗人琴弦上的sonnet变奏》指出，十四行诗“二十年代在中国出现，从郑伯奇、闻一多、朱湘、冯乃超到李金发、冯至、曹葆华、卞之琳……，不乏佳作。”我觉得这里遗漏了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孙大雨。 孙大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的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的《爱》，可谓是中国最早的一首格律严谨的十四行体诗。现照录于下： 　 往常的天幕是顶无忧的华盖， 往常的大地永远任意地平张； 往常时摩天的山岭在我身旁 峙立，长河在奔腾，大海在澎湃； 　 往常时天上描着心灵底云彩， 暴风同惊雷快活像得要疯狂； 还有青田连白水，古木和平荒； 一片清明，一片无边沿的晴霭； 　 可是如今，日夜是一样地运行， 星辰底旋转并未曾丝毫变换， 早晨带了希望来，落日底余辉 留下沉思，一切都照旧地欢欣： 为何这世界又平添一层灿烂？ 因为我掌中握着生命底权威！ 读者·作者·编者 孙近仁 得益非浅 我是一个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读了第二期周国平《幸福的悖论》后，真是爱难释卷。是的，我们一伙年轻人平日可能会大谈幸福、情爱，可总觉得其中很多东西很模糊，难以捉摸。《幸福的悖论》使我受益非浅，隐然对人生、性爱有了一层条理化的理解。希望以后还能发表些这种文章，对年轻人多些潜移默化作用。 读者·作者·编者 邱荐轩 两种看法 读了第三期《读一读周作人吧！》，说点感想与读者交流。 当今反思大潮，出现些旧人重提(或叫沉渣重泛)，于是又有重批，包括孔、庄或周作人。刊物一期两期推之重之，自无不可，但摆在反思背景里看，这类话题，我作为读者，似觉不怎么带劲。中国有浩劫，难进步，溯其源，孔、庄、周作人有罪，但一批再批，即使很精致，济事乎？是庄学普及士心，或周作人满街，于是乎乃有浩劫？反观巴金老人，解剖刀向自己开膛，血淋淋的(我不知他是否也有庄毒或别的什么毒)，读之令人起敬，不止开卷有益。 《读一读周作人吧！》使人沉思：是什么机制，促使周作人这样一位新文化的健将在人格上完成了向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复归，倡导苦茶主义，最终沦落为汉奸？这一深刻的悲剧又给我们警醒着什么？ 五·四确为中国思想史上空前少后的大时代。陈独秀一派人高擎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猛烈抨击传统，呼唤人的觉醒，企望塑造中华民族的新人格。鲁迅代表新文化的方向，也是新人格的典范，不停地解剖社会和自己，进行严肃的批判。 周作人没能不懈地解剖自我，也从没深刻地进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