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docVIP

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研究 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10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举家进城”的现象日益增多，在城市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数量也越来越多。尤其在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和教育部会同其他五部委颁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后，农民工子女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比例更是快速增长。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数据，2006年底在城市公办中小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占就学农民工子女总数的比例，北京市为63％，武汉市为63％，浙江省为67％，广东省为65％，江苏省为75％。随着“两为主”政策的落实，这一比例将继续扩大。在农民工子女大量进入公办学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面临的文化冲突及如何有效应对值得关注。本研究由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和常州5市17所学校共同参与，调查对象包括：871名学生(其中农民工子女479名)、364名教师、942名家长(其中农民工子女家长558名)。通过分析，课题组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文化冲突，化解文化冲突、促进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是实施“多元一体教育”。 　　一、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面临的文化冲突 　　1．教育观念上的差异 　　在对教育价值的认识上，城市学生认为读书有很大的作用。有81．6％的城市学生认为读书可以使生活过得更好，比农民工子女高3．5个百分点；99．8％的城市学生认为读书有用，比农民工子女高0．5个百分点，达到显著水平。有的农民工子女认为读书如果考不上大学，或者即使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辍学找份工作挣钱，自己能够读到初中毕业不是文盲就可以了，读太多的书也没用。 　　在对教学的看法上，有69．6％的城市学生赞成“打乱教材，根据学生的情况安排教学内容”，比农民工子女学生高8．9个百分点；3 1．7％的城市学生赞成“上课就是老师讲、学生听”，比农民工子女学生低4．3个百分点。 　　对家长对学校工作的参与上，农民工子女更希望家长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相关活动，但较少希望将自己的错误告诉家长。有84．1％的农民工子女学生认为家长参与学校工作会有利于自己的学习，比城市学生高0．5个百分点；而当自己在学校犯了严重错误时，4．2％的农民工子女希望不要告诉家长，比城市学生高1个百分点，差异都达显著水平。这说明农民工子女既希望自己的父母关心自己，并有能力辅导自己，但又对家长简单的教育方式心存担忧。 　　在教育评价观上，有13．9％的农民工子女学生赞成“只要考试成绩好，即使其他方面差点，也是优秀学生”，比城市学生多3．6个百分点；12．8％的农民工子女学生赞成“如果本班考试成绩差，任课教师其他方面再优秀也不是一个好老师”，比城市学生多1．4个百分点，差异都达到非常显著水平，说明农民工子女学生的评价观带有更强的应试倾向。 　　2．文化取向上的差异 　　霍夫斯泰德(Hofstede)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共享的价值观体系，是人的“心理程序”，包括集体主义、牺牲精神、权力距离、男性度、确定性与长期性等6个因素。[1]其中集体主义表示关注集体目标、关心集体成员对目标的达成程度；牺牲精神是指为了维护集体利益而宁愿放弃个人利益的程度；权力距离是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男性度是重男轻女的程度；确定性是指回避模糊不清问题或状态的程度；长期性则是指重视传统、有长期打算的程度。 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文化取向比较 维度 类型 平均分 差异系数 城市学生 3.66 集体主义 农民工子女 3.67 0.094 城市学生 2.84 牺牲精神 农民工子女 2.94 0.000 城市学生 2.16 男性度 农民工子女 2.35 0.000 城市学生 1.77 权力距离 农民工子女 2.02 0.000 城市学生 2.58 城市学生 3.61 确定性 农民工子女 3.57 0.000 　　注：“不赞成”计l分，“不太赞成”记2分，“比较赞成”记3分，“赞成”记4分，最高分4分。 　　本研究采用霍夫斯泰德的定义和分析维度对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学生的文化取向进行分析。调查发现，除集体主义维度外，城市学生与农民工子女学生在其他5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牺牲精神、男性度、权力距离和长期性上，农民工子女学生得分高于城市学生，显示农民工子女学生更愿意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更重男轻女、更重视权力等。从一定程度上说，农民工子女学生的这些文化特征，更接近于农村传统文化。 　　3．不同文化层面上的差异 　　根据文化结构的“洋葱头理论，文化可以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面。这为分析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面临的文化冲突提供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