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docVIP

清人笔记的史料价值 来新夏 （一）缘起 笔记的原始，前人因其为小道，论者盖鲜。清代学者渐多注意而说者不一，主要有二说： 一是将笔记与小说混论，如乾嘉学者赵怀玉在为杨敬之所撰《巽绎编》写序时仍说： 张平子《西京赋》云：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列于班史《艺文志》者十五家千三百八十一篇，盖诸子之支流，稗官之所出也。厥后代有作者，其书满家，如经史大端，街谈巷语之委琐，往往收之。体例至宽，庄雅间出，虽见浅见深，视其人之所自得，而陈善遏邪，轨于名教，无戾立言之首，则古今作者所同也1。 杨敬之所撰《巽绎编》分述录、摭谈、志闻、说异四目，无疑当是笔记。赵氏既为此书作序，所论似以笔记与小说为一类而谓笔记之源同于小说。 稍晚的李光廷为方濬师《蕉轩随录》写序时说： 穿穴罅隙，爬梳纤惠，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奧，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2 此说合考订与小说为笔记，然究其所谓小说家之《国史补》等所记多为掌故旧事，又应归于杂记。其混论笔记与小说者甚明。 二是将笔记推源于杂记考辨。清初学者毛奇龄曾说： 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则集事以资用，一则考义以资辨。……王仲壬作《论衡》则实创为考核辩驳之文以助谈议。故后之为稗官记者，杂记之外，复有论说，如笔谈、丛书、随笔、友议诸书，每可为谈议所藉，如所称考义资辨者。3 乾嘉学者李兆洛亦称： 读书之士，著书流览之暇，往往有丛残之义，偶触之思，或简策之小言，或宾朋之苑语，心所属者，随而笔之，当时以备遗忘，后人遂资考证。其端自《论衡》、《古今注》等发之，唐宋以来，乃益繁夥。4 毛、李二氏推源于《古今注》差近，而《论衡》则似未洽。但以随录杂记考辨为笔记之始，比赵、李之说似更接近于笔记体裁的实际。 近人对笔记则更进而加以研究论述。有的认为： 笔记这种文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5 该文所谓“始于汉魏”是指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义》、崔豹《古今注》、刘义庆《世说新语》等“未成(笔记)文体”之作；所谓“兴于唐宋”则指封演《封氏闻见记》、李肇《国史补》、赵璘《因话录》和刘肃《大唐新语》等而言。论文作者认为这些才是“开始出现了用随笔形式记述作者见闻”之作。总观其意所指：笔记之首始于汉魏而笔记之体则定于唐宋。 刘叶秋氏则按笔记不同内容而论其肇端说： 小说故事类与历史琐闻类的笔记源于先秦而形成于魏晋，因为先秦古籍中，虽有这两类笔记的内容与形式，尚未辑为专书。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则始于汉代而发展于唐宋，因为在汉代这种笔记还是经传的附庸，至唐宋才渐渐由附庸蔚为大国。6 王、刘二说虽文字有异而立论相类。他们都承认笔记始于汉魏而兴于唐宋。这一说似可成立，因为任何著作之体不论引据何种渊源，确定何一始年均窒碍难行，实以原始决非一处一时，必为融合多种来源经过一段发展而后方能定型。所以由汉魏至唐宋这一过程是完全合理的。 基于对笔记原始有混同于小说的说法，因而也影响到对笔记的分类。明人惠康野叟就曾作为小说家一类而分种别为六，他说：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丛谈、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7 这一分类很明显是据传统所谓笔记小说为一而区划，实际上其中仅丛谈、杂录与笔记差近，而其他四类则纯为小说，此正撰者所谓“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之意。 清嘉庆时陈琮为诸联《明斋小识》所写序中将所谓说家分为四种，即： 一为录事，如《西京杂记》、《南部新书》之属是也；一为纪异，如《搜神》、《洞冥》、《齐谐》、《诺皋》之属是也；一为丛谈，如临川《世说》、《云溪友议》之属是也；一为合纂，如《梦溪笔谈》、《石林燕语》之属是也。 这一分类比前一分类简要而接近于笔记的实体。它所列的录事、丛谈、合纂三种无疑均为笔记之属。 近人进行笔记分类研究的有刘叶秋氏，他将魏晋至明清的笔记大致分为三类即：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8他虽未完全摆脱混同笔记小说的痕迹，但据此分类以考察历代笔记还是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与此同时，王多闻在其《笔记杂谈》一文中则分杂记(《国史补》、《啸亭杂录》等)、杂说(《容斋随笔》、《广阳杂记》等)、杂考(《困学纪闻》、《陔余丛考》等)三类，则已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