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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立法研究 四位一体：立法依据/谁来立法/如何立法/立哪些法 幕府时期具有等级特点的教育机构 一、立法依据（背景） 1872《学制令》：明治维新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教育优先发展地位。1871年废藩置县,设统辖全国教育行政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将教育置于国家控制之下。 1879《教育令》：《学制》的先进和超前与当时落后的国情不符；以元田永孚为首的国学（皇学)家和汉学家们反对《学制》中的文明开化思想，最终协调。 1880《改正教育令》：政府和朝廷对立公开化，放宽了的教育政策使教育受到轻视，小学入学率下降，守旧派大作文章，1880年颁布《改正教育令》。使国家统制的教育通过中央集权和儒教主义的伦理教育得以强化,初步确立了“东洋道德、西洋学艺”(即“和魂洋才”)的教育立法指导思想。 1886《学校令》：主张个人道德从属国家和国家权力,强调通过教育去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思想的森有礼,就任文部大承后,立即对学校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 1890《教育敕令》：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战前日本国家组织和权利的基本法，也是日本教育立法的根本依据。该宪法虽然没有关于教育事项的规定，但第9条内容:“天皇……为了保持公共秩序的安宁以及增进臣民的幸福可以发布或使发布必要的命令”，不难看出,教育立法就是天皇的个人命令。 1947《教育基本法》：1946年“日本帝国宪法”三项基本原则：主权在民、放弃战争、保障人权。规定了国民的受教育权。因为新宪法的民主教育权,才能制定出教育基本法和废除教育敕语。新宪法是立法依据,没有新宪法就不可能制定教育甚本法。 1990《终生学习振兴法》：战后日本民主教育的推动日本经济在短时间跃居世界前列。以往拿来主义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6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兴起终身教育思潮,对日本教育有很大冲击。由此要求日本教育须进行改弦更张的重大改革。 二、谁来立“法” （一）二战前是告、令立“法”： 1872《学制令》太政官布告第214号； 1879《教育令》太政官布告第40号（1880《改正教育令》太政官布告第59号）； 1886《学校令》以敕令形式颁布（1885年为君主立宪做准备而废除了太政官制，改设直属天皇的内阁制，内阁由总理大臣和各省大臣组成）； 1890《教育敕语》用天皇名义颁发（自此以后,所有的教育法规都以敕令的形式纳入了《教育敕语》为顶点的君主立宪的法制轨道）； （二）二战后是国会立法： 1947《教育基本法》； 1990《终生学习振兴法》； 根据《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国会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日本的教育立法机构是国会。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教育法律经国会两院决议后才能成立。 在通过立法、预算、批准缔结条约等方面，众议院的权限大于参议院。 三、如何立法1.由议员提出法律案的教育立法程序： 2.由内阁提出法律案的教育立法程序： 四、立哪些法 立法起点：作为日本近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立法,始于明治维新以后。从明治维新（1868）至今的140余年，社会经济和教育相辅相成：社会经济发展促使教育法规也不断更移和发展；反之，教育立法也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两种分类：1.从整个社会大变动看,可分为二次大战前以《教育敕语》为主导的和二次大战后以《教育基本法》为主导的两大立法阶段；2.从自身发展过程看,可分为《学制令》、《教育令》、《学校令》、《教育基本法》、《终生学习振兴法》五个时期。 立法趋势：用民主主义取代了军国主义和天皇专制主义,用法律主义取代了敕令主义。 《学制令》时期 指1872年《学制》颁布后到1879年颁布《教育令》为止的7年期间,为日本近现代教育立法的开拓期或草创期。 战略地位： 1.《学制令》是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部教育法规,使日本的教育立法实现了零的突破； 2.确立“国民皆学”、“实学主义”和“立身出世主义”等近代教育思想,对其后的教育立法有着重要的影响； 3.《学制令》废除江户时代以武士为对象的藩校和以庶民为对象的寺子屋两个系统的学校教育,首次将一切学校教育统一纳入国家的管理之下,为国家主义教育法制确立奠定了基础。 突出特点： 1.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和超前性； 2.具有相当的强制性(由国家强行实施)。 《教育令》时期 1879年《教育令》颁布至1886年颁布《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等统称为《学校令》的7年期间,为日本近现代教育立法的过渡期,即由国家主义教育法制准备期向国家主义教育法制确立期过渡。 主要特点： 1.《教育令》是由积极倡导美国教育制度的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麻吕制定的,故有着浓厚的倾美色彩。 2.改变了《学制》所规定的划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将教育权限大幅度地下放给地方,以重编符合日本国情的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