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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 ──从「藏彝走廊」说起 徐新建 ? 　　有关「藏彝走廊」的论说，自人类学家费孝通在80年代提出1，到二十一世纪初历史学家引入高校讲义并在网上传授2，直到后来再被自然科学家运用于对远古人类迁徙往来的解释3，二十多年来已成了学界日益关注的热门议题。如今又有学者呼吁重举前辈旗帜，在历史和民族学研究的意义上将「藏彝走廊」从「西南民族地区」的旧框架中「剥离出来」，并使之与过去「横断山脉」、「六江流域」等提法相区别，用以「统一称谓西藏东部和川滇西部」这个特定的「历史─民族区域」，从而在整体视野上把对中国的民族研究引向深入4。 　　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此议题仍有继续展开的必要。 一　对「行省史观」的兼容和突破 　　以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环境来看，费孝通当年提出「藏彝走廊」的突出意义，就在于对「行政史观」的突破，亦即对「仅从传统的行政区划看待中国社会历史」这种单一史观的突破。 　　费孝通指出，以中国的民族研究为例，过去很难把问题了解清楚，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习惯于「一个省一个省地搞，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搞」，看不见「全国一盘棋」，从而也看不见整体棋局上的族群关系5。针对这样的局限，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从宏观上至少可以分作包括「藏彝走廊」在内的十个部分，亦即可概括为「六区─三廊─诸岛」的总体格局6： 　　1. 中原地区　　2. 北部草原地区　　3. 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地区　　4. 西南角的青藏高原　　5. 云贵高原　　6. 沿海地区　　7. 西北走廊　　8. 南岭走廊 　　9. 藏彝走廊　　10. 沿海诸岛 　　而这个整体棋局的「棋盘」，就是费孝通后来在倡导「多元一体」说时所总结的「中国框架」：「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一地理上自成单元的东亚地区，即如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范围7。 　　这里，所谓「地理上自成单元的东亚地区」，既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领土，亦指漫长岁月里族群交往与王朝更替的历史范围。其中对大陆内的「六区三廊」划分和命名，虽同时兼容了地貌、方位和行省、民族的范畴，但里面沿用的行省名称，如「云贵」、「青藏」（高原）等，都并非强调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单位」，而是相反，含有了更多的「跨行省」意味。与现今通行的行省区划相比，「六区三廊」的图式简约了许多，其力求突出的是中华各族生存空间里地貌与族群间的内在区分和历史联系。 　　对此，若再作简约的话，还可以划出以「中原」为中心的五方图式，而三个「走廊」地带则穿插在其中： 　　正如后来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费孝通的图式里，「走廊」的意义，在于为以往研究中国历史时的单一「板块」划分格局，增添了具有连接与动态含义的「通道」类型，从而使认识中华各族间的漫长关联有了空间上的交往框架和互动视野8。 　　近代以来，在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著述里，也表现有对「行省史观」的超越，即在空间上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来认识中国。如人类学出身的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便从地方社会经济辐射与联系的角度把农业中国分为八区：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9。如果合并其中的长江流域的话，可以简约为如下图式： 　　 　　 　　在施坚雅的图式里，突出著若干个区域性的中心与边缘，但没有「藏彝走廊」这样的划分；同时「北方草地」和「青藏高原」都不在其内。为甚么呢？原因在于施坚雅所分析的范围是「农业中国」及其区域体系中的「城乡连续统一体」。 　　对于为何要采用与费氏图式一致的「跨省」划分，施坚雅解释的理由是避免「省界」与「地文」相抵牾。他说，「即使是最接近一致的地方，──如四川同长江上游地区，两广同岭南地区──也明显地并不完全吻合」，而「有几个省就跨越好几个地区，最明显的例子是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贵州」。施坚雅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华帝国晚期的空间格局，仅就城市区域而言，并不表现为单独的一体化体系，而是「构成好几个地区体系」，并且「地区之间只有脆弱的联系」。因此只有分别地对这些地区加以分析、比较，才能够认识作为整体的国家（农区）10。 　　值得提出的是，在施坚雅早于费孝通而提出的地区图式里（施坚雅著作的英文版于1977年问世），已经包含有「走廊」类型。比如他就把长江中游地区进一步分成了「走廊地区」和「支流盆地」，并以此分析武汉在「长江走廊」乃至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中心作用。与主要处在横断山脉峡谷地带的「藏彝走廊」不同，长江中游地区的「走廊」当属「水道」类型；而在「中华棋盘」的整体格局上，二者的地位以及对族群交往所起的功能等显然有别。不过可以看出的是，费孝通对中华各族所处范围内「板块」与「通道」的类型划分，其实并非孤说，其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论述里找到近似的提法或回应，另一方面证明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