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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摘 要：从党的十八提出“国家治理”以来，有关“治理”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热点话题。兴起于当代西方的“治理”理论虽有其特定的社会现实背景，但其所倡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国家及社会治理的主旨要义却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并不否认党的执政地位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也不等同于“多元政治”。从理论上讲，治理理论的要义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关 键 词：“治理”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6）02-0021-08 　　收稿日期：2015-11-18 　　作者简介：董金柱（1975―），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思想政治理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和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中又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基于此，学界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展开了争论。 　　争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即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与西方的“治理”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自党提出“国家治理”理论以来，一些学者便以此去盲目地比附于当代西方政治学界提出的“治理”理论，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如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3]一文中提到：“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针对这一命题各抒己见，虽精彩纷呈，却莫衷一是。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西方，那么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就等同于西方化，还津津乐道于用西方治理理论或话语来进行解读，不自觉地被捕获，成为西方学术的俘虏传声筒留声机。”胡鞍钢教授随即强调，“现代化决不等于西方化；同样，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并对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与西方的“治理”作了五个向度的详细甄别。但对于此问题，也有学者提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渐成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境外与国内部分学者将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的治理概念不加辨析地引入到研究中，提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基本路径，借机否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这种观念并没有基于中国治理情境，厘清现行国家治理主体的结构与功能实现机制，实质是通过借力打力推进西式民主，从根本上忽视了执政党在现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忽视了执政党在未来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将给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带来严重后果。”[4]这种观点表明，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来谈论西方的“治理”理论是试图要“借机否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借力打力推进西式民主”。这将导致西方的“治理”理论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区。 在此，笔者认为，要正确看待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对西方的“治理”理论做一番梳理并对其要义进行辨别。 　　一、“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及其要义 　　一般认为，“国内最早把治理理论引入政治学的是俞可平”，[5]俞可平对西方“治理”理论的解读也比较具有代表性。根据俞可平的介绍，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渐从西方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治理”一词首先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使用，然后被西方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注并赋予全新的含义，而后被广泛接受和传播。 　　对于“治理”的内涵，俞可平认为：“在不少学者眼中，区分治理与统治两个概念甚至是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条件”。[6]而对于“治理”与“统治”的区别，俞可平认为：[7]首先，二者“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是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权威来源必定是政府，而“治理”的权威来源则未必是政府，它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其他非政府的组织机构；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治理”与“统治”的上述区别都根源于二者的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是政府和其他的一些非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