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清末民初的代议政治形式讲解.doc

浅议清末民初试行的代议政治模式 刘亚东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13级政治史方向研究生） 摘 要：清末民初中国进行了代议政治的尝试。通过对晚清资政院和民国首届国会议员的社会结构、议会中表现出的种种冲突和其最终夭折的结果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两个全国性的代议机构中的议员成分均以“士”为主。中国有着一种独特的“绅士公共空间”这对于议会辩论、公共精神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缺乏多元的社会力量对于政治的参与，并不足以支撑代议政治，而出现各种冲突的根本原因还是利益集团间的斗争，尽管这种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模式，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是推动了历史的潮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代议政治；发展模式 一、晚清资政院：绅权与君权之间的博弈 清末，朝廷实行了预备立宪改革，宣统二年（1910年），资政院正式开院，按照预备立宪的安排资政院属于预备国会，或者说“准国会”，正式国会拟于1917年召开。不过，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代议机构。 （一）议员结构 根据宣统元年七月初八日（1909年8月23日）颁行的《资政院院章》第二章“议员”的规定，资政院议员由下列各项人员年满三十岁以上这者选充：（1）宗室王公世爵；（2）满汉世爵；（3）外藩（蒙、藏、回）王公世爵；（4）宗室觉罗；（5）”①的特征，但除了贵族一类外，其他各类议员的构成大体相当，都属于中国传统“士”的范畴，其中上层绅士的比重远远大于下层绅士，细微的差别在于，钦选议员中，进士的比重比较大，而民选议员中，举人、贡生和下层绅士的比重比较大，但进士的人数也不少。虽然，当时已经废除了科举制，但是在议员结构中，有功名的“士”依旧占据了较大比重，说明传统的阶层结构还并未遭到破坏。 由此可见， 资政院议员具有同质性，缺乏多元的制衡力量。当然，光凭议员构成的同质性并不能说明清政府搞不成宪政。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同样具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意愿，并且中国传统士大夫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实际上，在资政院开会讨论中，许多议员也体现出了这种精神。但回到当时正处于近代转型时期，由一个君主专制国家转向现代国家，如果缺乏多元的制约力量和利益集团，一种正常政治下的议政模式并不一定能够促成这种转型。在资政院议员的构成当中，除了满族贵族之外，大部分人都可归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范畴，因为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②他们的诉求除了个人利益和道义之外，不必具有经济基础，他们的功名和前途还要依赖于君主，因而，无论是上层绅士还是下层绅士，钦选议员还是民选议员，他们对于君主权力的限制都是有限的，更何况有些人参加资政院不过是为了升官捞取一定的政治资本，或者把资政院议员本身就视为一种官职。在如此情况下，一旦君主不愿意实行立宪，那么他们的立宪努力也就失败了。 然而，还有另外一派制约力量，那便是贵族。余英时先生把清朝的统治特点归纳为“族天下”，③这是因为在入关之前，清朝便定下了八旗主共议国政的制度。但到了清太宗之时，就已改为君主独大的制度，朝仪不得平列，到了雍正时期，君权进一步集中。④诚然，在君主制之下，权力集中有权力集中的好处，但是这样一来，贵族阶层被虚置，就无法成为代议政治中有力的一支力量。 （二）作为议员的“士”与“君在议会” 以“士”为主体的资政院议员，体现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公共精神。①在关于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价值问题上，议员们达成了充分一致。在谈论《报律》时，大多数议员都支持言论自由，减少对报刊的限制。②在关于速开国会问题上，全体议员应声矗立，鼓掌如雷，并齐呼“大清帝国万岁!大清帝国皇帝陛下万岁！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全场震动，足见人心所向。③根据《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记载，即使是一些钦选议员也支持立宪和符合社会进步的议案。“钦选议员中虽不乏干才与善辩之士，但他们洞悉清廷积弱不振的种种弊病，难以启齿为之辩护。”④例如对剪发易服议案的通过，赞成者中年不乏钦选议员，甚至其中许多贵族议员也表示赞成。 在资政院中，除了上面所谈到的贵族、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以及其他人士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支，可以称为“君在议会”。皇帝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资政院，但是资政院开会前经常会宣读谕旨，等于为会议定调，资政院的决议也须最终请旨定夺。在这一点，相比英国的“君在议会”，实际的影响和权力大得多。资政院与皇帝的基本关系是，资政院上奏折，皇帝发上谕做出批示。可见，创制权操纵在君主手中，⑤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分权。而在英国，“君在议会”的意义在于“君在法下”。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政院的议员大多可归入“士”这一阶层，而资政院的冲突主要围绕着士所代表的绅权与君权的冲突展开，这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绅权与君权矛盾的延伸，另一方面通过资政院这个准国会性质的现代事物体现出来。实际上，资政院未能达成协商、争执激烈的事件主要不是资政院议员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