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孙批校本《吕氏春秋》後案.doc

王念孫批校本《呂氏春秋》後案 中研院史語所 李宗焜 一 高郵王念孫（1744-1832，字懷祖，號石臞、石渠）、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諡文簡）父子，是乾嘉學術中的重要人物。王念孫的主要著作有《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 劉盼遂《經義述聞》《經義述聞》《經義述聞》《讀書》《讀書雜志》《》 劉盼遂因此認為《經義述聞》為王念孫所作，《讀書雜志》中的「引之曰」原來也是「念孫案」。 我在編撰史語所收藏《》《經義述聞》劉盼遂《經義述聞》《經義述聞》……此書年來又續添三四百條，擬于都中再刻之」，證明王念孫的增補功夫。但我並不認為《經義述聞》遹《》《》《》《》劉盼遂《》各文引證與持論大略相同，資料頗為翔實，主要認為署名王引之撰著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康熙字典考證》，甚至《廣雅疏證》第十卷等，其實均出自王念孫之手，歸美於引之；呼應坐實劉盼遂的說法。主要的思路是王引之歷任要職，「政務煩冗，不復能用心於學」。 2009年一月，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研討會，讀到張錦少博士的會議論文〈讀新見王念孫《呂氏春秋》手校本雜志〉，文中提到劉盼遂所說的「呂氏春秋稿本」，即是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王念孫手校本。其實許維遹遹 二 根據這個批校本，我對《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等書中，王引之的角色有一點補充的看法；對王引之著作的「作者」問題，也有一些補充意見。 論者以為《經義述聞》等書實是王念孫之作，歸美於引之者，是類似「文王愛子」的做法。但我們不能理解，王念孫這樣做的動機何在？以王引之的歷經要職，在官場上地位顯赫，多幾條讀書筆記對他有什麼意義？如果確實有加分作用，王念孫疼愛兒子，大可讓全部文章都歸美引之，讓引之「名為己作」，何必在全書中選一部分算自己的，又選一部分算王引之的？或者在同一條中某些段落「念孫案」，另選某些內容「引之曰」？即以《呂氏春秋雜志》而論，刊刻本有38條，其中「引之曰」只有十條，如果這些也都是王念孫的作品，我們固然不知「歸美」的動機何在，也不知「念孫案」和「引之曰」分配的標準在哪裏？ 有學者對此提出說明，認為王念孫是戴震的學生，對於與戴震見解不同的，不便以學生的身分去辯駁，於是出之「引之曰」。但這種把兒子當擋箭牌的做法，與「歸美」的動機是矛盾的，何況並不是所有的「引之曰」都是反對戴說的。梁啟超對「戴門後學」的學風評價為「夫豈不將順古人，雖其父師，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謂至矣。試讀其《說文注》，則『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說非是』諸文，到處皆是。」「戴派」之宗風如此，同為戴震弟子，段玉裁敢言先生之非，而王念孫需以「引之曰」相迴避，恐怕也與事實不符。 另一個與「動機說」有關的例子是《廣雅疏證》。《廣雅》十卷，王念孫為之疏證，唯最後一卷，王念孫說：「子引之嘗習其義，亦即存其說」。有的學者認為第十卷也是王念孫寫的，理由是王引之那時「方習舉業」，怎麼可能有工夫寫這些東西；之所以託名王引之的原因是，當時盧文弨詮釋《廣雅》，「已成第九、第十兩卷」，王念孫於第十卷自度未必能勝過盧說，因此託名引之少作。此說有二可疑：石渠既於己作無信心，遂託名引之少作，此非學者磊落行徑，亦非愛子之道；盧注除第十卷外，尚有第九卷，何以王念孫於第九卷敢居作者，而於第十卷竟恍若無能？ 總之，對於王引之著作的質疑，雖有若干學者言之鑿鑿，且亦非無據，但王念孫託名王引之的動機何在？殊令人難信。 三 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呂氏春秋》批校本，有校語435條；王念孫故世後，王引之刊刻的《呂氏春秋雜志》只有38條，就此數目上的巨大差距，已可見從批校本到刻本必然經過多次的改動，而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就是這最初和最終的兩個本子，中間數易其稿的過程則全付闕如。以我整理王氏父子手稿的經驗，王氏父子一文常有數稿，即使謄寫整齊可謂之「定稿」的稿子，也與刻本的字句常有出入，其間當然是經過不斷的改稿。《呂氏春秋》的批校本跟刻本，當然也不例外。 除了數字上的大差距，在內容上也有極大的不同。批校本多數極為簡單，甚至只有短短幾個字，而刻本則有完整的論述，篇幅也較長。從數字上看，批校本有435條，刻本只有38條，表面上看起來，是放棄了397條，而增強了38條。實際上則不然。刻本除內容與批校本詳略不同外，38條中有十一條完全不見於批校本，其中「念孫案」有八條，「引之曰」有三條，即此而言，刻本的條目與批校本同的只有27條，可見刻本並非全由批校本而來，中間必定經過許多增刪的過程。 主張「引之曰」均為王念孫託名的人，就是根據刻本的十條「引之曰」，其中七條為王念孫所校，只有三條未見於批校本，這三條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條，雖然比例不高，但也證明王引之並非一無所說。當然，如必說其先也是念孫案，從批校本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