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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儿》谈当下知识分子信仰的重建 　　摘 要：曹征路的小说《那儿》描写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从文本主题、故事设置来看，21世纪初期的工人群体处在一个艰难、尴尬的处境上，通过作家细致的捕捉和描摹，真切的、震撼人心的力量与现代化同时进入了读者的视野。本文以两位主人公的精神对话为参照，以小舅的死亡为切入点，论述知识分子无法进入群众，与群众发生错位的问题，探讨知识分子进行精神重构的可能。 　　关键词：知识分子；信仰；消解；重建 　　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发表在2004年第5期的《当代》上后立即引发热议。这篇小说提出的”私有化”问题就是作者所说的“今日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最触目惊心的经济现象。”[1]公平与正义的社会被私人占有理所当然地掠夺，农民和工人的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那儿》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工会主席小舅因为看到曾经单纯美好的徒弟杜月梅因为失去丈夫、孩子生病、下岗而不得不放下自尊去霓虹灯下做哨兵，深切地感受到当下工人群众悲惨的生活处境，于是小舅不断上访、思考、追问，希望在现代化的视野里能够有工人群众的一席之地，然而一次次的失败让表面的美好也最终被打破，小舅死了。悲剧是如何产生的？小舅为什么一定要死？他的死意味着什么？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小舅的“背叛” 　　小舅几乎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拥有崇高形象的完人，技术一流、有责任心，现代化奋斗中的英雄。当这个英雄全然不顾自己的利益，为工人群众的利益不断奔走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会是那个“背叛”了工人群众的人，他使工友陷入绝境，所以他选择死。这样的方式有点以死谢罪的意味，他引起我们极大地震动，因为矛盾的评价纠缠着小舅，矛盾的焦点是小舅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 　　关于好人的定义有许多，人们通常会把所有褒义的词汇强加在好人身上，如果说勤劳、踏实、憨厚等等词汇是好人的写照，那么，毋庸置疑，小舅当然是好人。但事实是，人们通常是按照事件结果和既得利益来评价一个人，总结小舅的一生，他的几次“背叛”又注定让他与好人无缘。首先，是他对家人的“背叛”，也是死亡事件的导火索：在面对杜月梅的眼泪时，小舅选择“背叛”义狗罗蒂，抛弃罗蒂的行为必然会伤害到女儿月月的感情，这是对女儿的“背叛”。从表面上说，对昔日爱恋杜月梅的同情又是对小舅妈的“背叛”。其次，是他对工人的“背叛”，也是故事发展的着力点：第一次是上级让他动员工人集资买岗位，结果集资款却被人挪用。第二次是他让工厂成了那个财务处长空手所套的“白狼”。第三次是让小舅自杀的直接原因，他为了弥补前两次的过错，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为民请命，但是却让群众赔上了他们的最后家当――房产证。俗话说，事不过三，这三次的“背叛”让他有一种无法再面对“江东父老”的悲情感，更让他走向崩溃。 　　综观这几次“背叛”，他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帮助厂里人得到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回报，但是利益的转向让他这个工会主席手足无措，他所反对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在他的身上实现了，面对故事里的群众他是有口难辩的，这三次对工人的“背叛”在他人看来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小舅拜托“我”写上访信时说“你是我们家的知识分子”，这句话显然是他把自己放在工人阶级的位置上的，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工人了。美国博士怀疑他的动机时说“有个人要求你就谈个人要求，不要动不动拿三千人说话，你能代表三千人吗？”[2]这时他还想争辩，但是他发现他“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他觉得委屈，“跳楼的心都有了”，他已经在意识里想要用“死”来证明他是真真正正地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为群众考虑的。但是当他师傅说“你坑了咱厂多少人啊？你摸良心想想，工人都拿128，你拿多少钱？你早就不是工人啦！”[3]后，他才意识到他不是工人了，它是工会主席，是知识分子，却不是群众中的一员。他和工人群众的悲剧性事件就是因为二者之间的断裂和错位造成的。古德纳所说的“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4]已经消解了，知识分子应该对这个社会负责，但是不能代表这个社会的这个或那个。 　　此时，作者对小舅的定位已经十分清楚，也许他曾经是一个奋斗在基层岗位上的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但是，现在他就是一名无法代表工人的工会主席。如果他没有死，群众看见他也许会骂一句：“道貌岸然的小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舅是以那样一个决绝的方式沉冤昭雪，这就是悲剧所在，难道只有死才能证明他的真情实感？ 　　首先要谈小舅的徒弟杜月梅。她因为要赚钱给孩子看病去做“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已经是一个失去自尊的工作了，但是晚上狗的吠叫让坚强又柔弱的女人的悲情到达顶点。她的眼泪毁坏了她精心化妆的脸，将她打回了生活的原型。关于杜月梅的眼泪，樊星有一个评价可以拿来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初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孔捷生的《普通女工》等反映（20世纪）80年代新一辈精神风貌――自信或者本分――的作品，到90年代中期《学习微笑》等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