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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新式教育:挡不住的脚步 　　人才难得，而他已经等待太久 中国论文网 /4/view-7244300.htm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在颐和园鱼藻轩，王国维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吸完一根烟后，他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自沉而死。 　　事后，人们在他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留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王国维之死，有人说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问号。其中因由，难以深究，但多半要落在遗书中这个“变”字上。 　　同样是1927年，新时代的象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正在享受他意气风发、名满天下的日子。这年初，“我们的朋友胡适之”由英国赴美国，在纽约、费城等地游历并演讲，并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补交了博士论文。然而此前他顶着博士的头衔已有十年。 　　十年前，新文化运动正在国内迅猛展开。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倡导文学革命，一时名声大噪，以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慕名聘请他当教授。胡适便决定立即回国。他离开纽约，以洋翰林（博士）的身份出现在国内文化界和北京大学的讲坛上。 　　胡适博士学位的问题，便成为传说中的学术八卦。究竟是胡适隐瞒了自己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事实，还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毕竟，类似的事情，蔡元培已经做过了。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当天没有谈妥，蔡元培便天天过来，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没起床，他便拿着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然而，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并不够资格。虽然陈独秀一生5次东渡日本，但他从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学的学历教育。他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来没有在大学里教过书。但蔡元培却在陈独秀的履历上写道：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为了保证陈独秀能顺利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不惜为其伪造学历。其中原因，也无非是人才难得，而他已经等待太久。 　　在“旧”北大，教授是“中堂” 　　学生是“老爷”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蔡元培担任首任教育总长。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革学制。清末遗留下来的“壬寅学制”和之后更详细、更完备的“癸卯学制”，都存在着重大问题――几乎完全是抄袭日本学制而来，女子教育毫无地位，而在课程的设置上，按照中学为体，保存国粹的原则，规定各级学堂必须把读经科和中国文学科列为重点的必修课，其目的就是“保存圣教”、“巩固国本”。 　　对于蔡元培而言，学制改学堂为学校，废除尊孔读经，取消进士出身奖励，确定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和男女同校制度，这些都不算太难。但是完全否定“中体西用”这个一直沿用的文化观念，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打造一整套借鉴欧美的先进教育模式，却十分困难。 　　蔡元培面临的问题是，国内教育界风气未开，时机未到。而当时留学欧美的学生尚未归国，缺乏人才。他只能等。 　　蔡元培为什么要舍弃日本学制，借鉴欧美学制呢？以北大为例，1917年之前，北大实行的是日本的年级制，一学年要学习若干课程，都是必修课。这种年级制的缺点显而易见――平均化。哪怕你单科成绩再优秀，只要有几门课程不及格，就要全部复习，全部考过才行。这样学生就没法发展个性，自由地钻研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最终便兴味索然，有的学生在教室中瞌睡，有的看闲书，有的干脆旷课。 　　到后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时候，北大被戏称为“赌窟”和“探艳团”。学生不把北大当作是学习研究的地方，而是当作他们升官发财的踏脚石。教授也大多来自官场，只论官阶大小，不论学问。教授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教授和学生们大多声名狼藉，要么赌博，要么嫖妓。 　　蔡元培此来，便是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整顿从文科做起，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蔡元培心目中的文科学长，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精神。而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发时代之先声的陈独秀，在蔡元培看来，“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先后加入进来，开始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改革和整顿。而蔡元培也在教育部召集的在京各高校代表会议上就提出废除年级制，采取选科制议案，并决定由北大试行。选科制仿效美国办法，学生除完成必修课外，可以自由选课，既可听本系老师的课，也可去别系听课，还可以与教师自由商讨学理。在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听课的，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