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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里恩电影的叙事学分析 　　[摘要]叙事原本是人类认识和再现客观世界的一种古老的方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罗兰“陌生化”、叙事的延宕、日常叙事与宏大叙事的结合三方面，以叙事学角度分析里恩的电影。 中国论文网 /7/view-7210111.htm 　　[关键词]大卫;电影;叙事学 　　叙事原本是人类认识和再现客观世界的一种古老的方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罗兰[1]叙事学分析也是学者们在近年来对电影进行分析时经常采取的研究角度。其特点就是不仅仅研究一个故事叙述了什么，而更在意其是如何叙述的。英国导演大卫David Lean，1908―1991）在其一生中为观众呈现了不少具有震撼性审美体验的作品，如讲述二战的《桂河大桥》（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1957），涉及英国殖民问题的《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1962），讲述苏联往事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1965）和以耶稣为主人公的《万世流芳》（The Greatest Story Ever Told，1965）等，这些作品使里恩足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于20世纪最伟大导演的行列。里恩电影的一大特色便是几乎都来自于小说的改编，然而“毫无疑问，小说有它自己的工具――语言，图像不是它的素材。美学结构的不同使得寻找对应点成为一件更加微妙的事情，因而也要求真正想要忠实于原著的电影导演更具有创新性和想象力”[2]。对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并不能覆盖里恩电影的叙事学特色，对其电影在叙事学角度上进行重新梳理，是极有必要的。 　　一、里恩电影中叙事的“陌生化” 　　叙事中使用陌生化手法是迎合了人类的心理包括审美心理的，这也正是为何维戈茨基认为每一个形式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心理学家的缘故。[3]文艺理论家认识到了当人在感受刺激时，随着刺激时间的不断加长，人的主观感觉就会变得越来越微弱，甚至有可能趋近为零。而在文学、影视艺术创作中，人们在欣赏不同的作家对某种文学、影视样式或类型故事达到一定数量后，内心便会产生一个模糊的欣赏程序，一旦新作品是符合这个程序的规范的，那么这一新作品实际上对于接受者而言也是陈旧而衰败，无法引起他们太强烈的共鸣的。因此，任何创作都要具有创新性，将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程序中吸引出来，以超凡脱俗的形式或内容让接受者耳目一新，这便是“陌生化”。而另一方面，“陌生化”也要存在一个程度的问题。在电影创作中，一切求新求异的行为都旨在攫取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感受、理解时间与银幕时间并不同步，但如果二者脱节得太过厉害，整部电影就会陷入让观众难以索解的泥淖。这也正是电影与文学的区别之一，电影就叙事而言必须比文学作品更要考虑到欣赏者作为普罗大众的理解水平，而里恩在制造这一电影主创与观众之间的默契时，表现出了较好的掌控力。 　　如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故事背景被设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此时的欧洲大国如英、德之间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势力犬牙交错，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戏剧化的情节有了发生的土壤。主人公劳伦斯才华横溢，拥有过人的军事构想，在英军中服役。这样的一个人物，在观众的思维定式中，一般会在军队中取得飞黄腾达的结果，即使遭遇一些厄难，如上级的苛待或是遭逢战场上的命运不济，主人公一般也不会离开祖国的军队。然而劳伦斯恰恰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在拥有军人身份的同时又是一个圣女贞德般的理想主义者，同时自己的私生子身份又导致了他倔强叛逆、放浪形骸。认为他太过玩世不恭的上司只好将他调往开罗前线以眼不见心不烦。按照常人的逻辑，遭到打压的劳伦斯所面对的结局要么是在前线博取军功，改变上级对他的刻板印象，要么是在战场上消沉而被埋没。然而劳伦斯却在阿拉伯半岛上找到了让自己施展抱负的舞台。当其他军官在俱乐部中虚耗光阴时，劳伦斯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周旋于各个阿拉伯的势力代表，如费沙王子等人之中。 　　更让观众出乎意料的是，劳伦斯几乎选择了一条“叛国”道路，他将阿拉伯人视作自己的朋友，一心帮助阿拉伯人脱离英国的控制，并希望阿拉伯人能够在自己的努力下建设起强大的，再也不受任何国家殖民、欺凌的国家。这一想法在那个年代无疑是荒唐的，是违背大英帝国对劳伦斯二十多年的养育栽培的。而此时在叙事上，观众所预料到的劳伦斯的结局也无非是成功或如斯巴达勇士般失败两种，但里恩又一次让观众感到故事出乎意料，却仍在情理之中。劳伦斯最后的失败并非单纯归咎于英国殖民势力对阿拉伯军事力量的镇压，而应该算是他的母国与他一心想帮助的阿拉伯人对他的双重绞杀。劳伦斯所想帮助的人体现出了政治小丑短视、自私的一面，他们在分赃之后将劳伦斯作为一个危险分子一脚踢开，让劳伦斯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会议过后一片狼藉的市政厅里失魂落魄，连劳伦斯最好的朋友阿里都不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