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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底下不长草 　　夺城者将，夺国者帅。 中国论文网 /9/view-7244277.htm 　　诸葛亮在政治上，是帅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决策，才能让蜀以最弱的力量，跻身于吴、魏之间，而成鼎立之势。刘备能建国称帝，在三国中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立足荆州、谋取益州之蓝图，樊城、江陵之败，按刘备的想法，南奔苍梧，投靠吴巨，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诸葛亮并不能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军事家，至少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指挥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六十万人马，统一了北方；也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消灭曹操三十万大军，巩固了江东。由于东吴在军事上的建树，才促使三国政治格局的形成。诸葛亮作为一位政治家，也是想学曹操、周瑜，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进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获，而后北进汉中，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后，能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 　　然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只是在争城掠地的局部战争上，表现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离不开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打军事仗，实质是打政治仗。在这方面，作为主帅的诸葛亮就有顾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了解曹魏的国力和统治的稳固性，六出祁山，盲目挑战，也不肯承认刘蜀更应该固守求存的弱势，连年征战，大动干戈。仅几座城池的地方部队，已使他煞费苦心，还要打力不从心的正面战争，即使赢得眼前的小胜，也难改变最终失败的命运。对一位政治家来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很可怕的性格悲剧。连续十年，六出祁山，兴师动众，无功而返。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国势日衰，兵将凋零，实力耗竭，百姓厌战，最后，他老人家一死，蜀国也就敲响了丧钟。 　　所以，国家成败，系于君臣；战争胜负，决定在将帅。什么样的君臣将帅，和用什么样的人，是至为关键的。吴将朱桓在守濡须口时，数千守军对数万曹仁重兵，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朱桓此人，勇而残忍，残暴苛虐，实不足取，但他这番话是极有见地的。 　　现在来看，蜀国的诸葛亮与魏国交战，吴国的陆逊也与魏国交战，蜀败而吴胜，不能不说与主帅的指挥紧密相关。诸葛亮相信的马谡丢了街亭，全军败绩；而陆逊相信的周鲂赢了曹休，大获全胜。领导的责任，就是用人，而准确地发现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则更是主帅的重要任务。诸葛亮撇开老将如赵云，猛将如魏延，青年将领如姜维等不用，独信马谡，结果街亭失守，逼得他只好唱空城计。一个人用之不当，则会影响一批人；同样，一个人用对了、用好了，也会带动一批人。吴国中期的朱桓、全琮、徐盛，比之早期的吕蒙、甘宁、凌统逊色多了，但陆逊指挥若定，左右协同，部将效力，主动杀敌。尤其周鲂比之当年黄盖，不弱半分，结果曹休大败，回到洛阳就发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头的机遇；第二，人才得有施展的余地；第三，最重要的是，用人者要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现实状况，要善于用人，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因噎废食，求全责备。人才得其所用，是制胜之道。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更是获胜的保障。 　　诸葛亮是个伟人，是个接近于完人的人，这也就使他产生了太多的自信。过于自信的人，便容易自视甚高，而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于人。诸葛亮治蜀，多用平实之才，守成有余，开拓不力，而恃才狂放、倚武倨傲者，往往被搁置摈弃。蜀中干部，青黄不接，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着急，他努力物色人才，确也是事实。但他的用人标准拘谨偏执，较之曹操的“唯才是举”，实在相去甚远。因而不可能有出色的人物出现，这也是大树底下不长青草的定律――大树把阳光都吸收了，小草自然就恹恹地无生气了。 　　诸葛亮的极度自信和事必躬亲，大大限制了部下的积极性，也养成了他们的依赖心理。所以司马懿对西蜀之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因为他只需要研究诸葛亮一个人就行了。但对东吴的真实意图，却未可尽知。甚至对周鲂的伪降，也疑信参半，因为他不可能全盘掌握东吴所有将领的变数，所以魏国在与吴国的战斗中，无所施展，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看出击败关羽和刘备的陆逊，确实在战争艺术的把握上，不像诸葛亮这位前辈那样拘谨求稳，唯恐有失，举措犹豫，任用踌躇。例如吴之朱桓和蜀之魏延，同样是献计而不被采纳的勇将，但双方主帅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魏延差点被诸葛亮杀了，由此便知道吴何以胜、蜀何以败了。 　　这就不能不为诸葛亮遗憾了。 　　西蜀最后败亡时，户二十八万，官吏数为四万，而吴降晋时，户五十二万，但官吏只有三万二。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国家，怎能不失败呢？由此看，诸葛亮留下的臃肿的官僚机构，实在是蜀国的累赘。虽有如此数量的干部队伍，可诸葛亮直到临终前，也没有物色到一个好的接班人，眼高如此，挑剔如此，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在五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