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史籍抄本与科举考试.docVIP

敦煌史籍抄本与科举考试 　　众所周知，敦煌莫高窟内藏有很多诸如《史记》、《汉书》之类的史籍抄本。我们认为这些史籍的传抄和唐代的科举考试有关。 中国论文网 /4/view-7125042.htm 　　唐代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在前代政治的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大部分帝王都喜读史书。统治者重视史书的教化作用，不可能不在科举考试中体现出他们的人才培育意图来。早在贞观八年，唐太宗就曾“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因为不满当时进士、明经不通史书、不务时政，唐玄宗敕告有司曰： 　　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以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1]P1377 　　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可以想象当时进士举子们读史、学史的高涨热情。不单是诏令政策，从当时的考题中我们也能体察到科举对应试者史学功底的考察。我们不妨看看武则天垂拱元年的策进士文： 　　朕以紫极暇景，青史散怀，眇寻开辟之源，遐览帝王之道。或记载遥邈，无其处而有其名；或坟籍丧亡，有其号而无其事。……欲令历选前圣，远稽上德，采文质之令猷，求损益之折衷，何君可以为师范？何代可以取规绳？迟尔昌言，以沃虚想。[2]P80 　　这样的考题，如果没有饱读群史，恐怕很难回答圆满，而出题者的意图也即在于此。唐代科举重史，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长庆二年（822）“三史科”的设立，它标志着史学科目成为贡举中的常科。据《唐会要》载，此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敕旨：“宜依，仍付所司。[1]P1398 　　精通一史就同五经三传同处分，可见当时统治者敦促士人读史的决心之大。在这样的大力弘扬和政策引导下，要想“货于帝王家”，读史不仅是个必经之路，还是一条很好走的捷径！ 　　在当时科举重史的前提下，史学教育最主要的教材就是《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史。“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敦煌残卷中也有“试经与试史学之《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则并举”。[3]P255然而，当时的史学教材并不止于“三史”。大历年间，洋州刺史赵匡对于所考史书的种类有明确的奏章：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4]P423 　　可见，不仅是“三史”，魏晋南北朝诸正史，甚至本朝历史都在考试的范围之内，都可视为当时学史的教材。敦煌遗书中S.2506、P.2810、P.4073、P.2380四个抄本所载的就是这样的唐史抄本。 　　综上可知，在当时的科考形势下，作为大唐疆域内的重要子民，敦煌人不可能不读史学史，而敦煌遗书中的史籍抄本敦煌遗书中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S.2506、P.2810、P.4073、P.2380四个唐史抄本都很有可能是当时寺学试子学史、读史的教材。 　　我们认为这些史籍抄本与当时的寺学教育有关，并非仅由外围推测，在敦煌写卷中也能找到内在的证据。让我们先看看下面《汉书》两个写本的抄录情况： 　　S.2053，两面抄写，存16纸。正面抄《汉书？萧望之传》。抄写工整，格式规范，卷中多见俗字。文中双行小注颇多，据考亦为蔡谟集解，足见颜师古整理前该注之流行。文书上的朱笔点断亦可见书卷持有者有较高的阅读水平。卷背先后抄《礼记音》（《礼记》上第廿―缁衣第卅三）和《?k金》。其中《礼记音》部分与正面《汉书？萧望之传》似为同人所书。《?k金》书法幼稚，似初学书者所为。 　　P.2973，分为A、B两段，A卷，两面抄写、B卷单面抄，均为残卷。A卷正面为《具注历》卷背为《咏月诗》六首，B卷单面抄《汉书？萧何曹参张良传》残文。AB卷之间尚有碎片六个，一个为《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杜注》，另外五个为习字杂写。原卷诸类文献皆非一人抄写，残片多为废弃文书，应为原卷裱褙纸张。咏月诗六首为同人所抄，首题“诸杂书篇咏月诗”，字体较大，行距字距都很疏松。卷中《汉书？萧何曹参张良传》部分存61行。 　　这两个《汉书》写本与《礼记音》、《春秋左传成公十六年杜注》这样的儒学教材和《?k金》这样典型的蒙学教材抄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