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巴迪欧电影批评的三个阶段.docVIP

阿兰·巴迪欧电影批评的三个阶段 　　【摘 要】本文根据阿兰 中国论文网 /7/view-7140530.htm 　　【关键词】巴迪欧;电影批评;政治 　　中图分类号：J903 nbsp; nbsp; nbsp;文献标志码：A nbsp;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150-01 　　法国电影史学家安托万2010年在法国出版，书名就叫做《电影》。收录的文章从时间上跨越半个世纪，内容和文体上也颇为丰富，有论文、访谈、散文和演讲录等。在这部影评文集中，巴迪欧论述了他对电影的理解，表达了他对电影的持久热爱，同时也体现了他不同时期的政治观念与哲学思考。2010年巴艾克与巴迪欧进行了一次关于电影的访谈，在这次访谈中，巴迪欧将自己的电影批评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57年到80年代初的“激进判断”（militant judgement）时期。1957年，年轻的巴迪欧在电影杂志《新酒》（Vin nouveau）上发表第一篇“宣言式”的影评《电影文化》（Cinematic Culture）。当时，巴迪欧并未持续供稿于电影评论杂志。作为知识界的革命者，他以鲜明的左翼政治立场，对特定电影作品做出一些完全政治化地裁决。他相信，一部电影的主体并非故事或是情节，而是这部影片所表明的（政治）立场，以及如何用具体的形式来表达其立场。此后的二十年间他身陷对时局的密切关注，并未发表任何关于电影的评论。1968年，法国爆发了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被称为“红五月风暴”。巴迪欧作为这场运动的一员，其左翼信念在政治斗争实践中变得更加坚定，其左翼政治立场贯穿他的整个思想发展进程。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巴迪欧将部分影评署以假名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刊物《闪电传单》上。“《闪电传单》那判决式的结构正是触发关于政治和电影的细节的讨论的契机”。[1]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阿兰巴迪欧电影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巴迪欧称这个阶段为“自由批评”（free-wheeling criticism）。从篇幅上看，这一阶段的文章相对短小精悍，少了“宣言式”的话语，对于具体作品的评析则明显增加。巴迪欧甚至发展了对喜剧默片的热爱。通过喜剧（尤其提到查理“喜剧题材介入电影的理念呈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呈现了他们对于世界的强权面的反抗，以及潜在的胜利的可能性。”[2]法国红色革命进入到后期，左翼内部出现了分裂，革命性也不断被新的思想潮流所消解。巴迪欧不得不从一味激进的判断中回过头来关注当时法国电影中真正缺少的东西――笑，“一种挑衅的笑，一种小手册式的笑，一种预见另一个可能的世界的笑”。[3]无论巴迪欧对于电影的关注投向何方，他始终是深切关注政治、关注现实社会的。这一时期，巴迪欧与Natacha Michel合作创办实验性刊物《鹦鹉》。巴迪欧作为坚定的左翼阵营知识分子激烈地公开反对政府的伪善行为。《鹦鹉》杂志是他一手建立用来反对密特朗政府的大本营。这本杂志收录的文章在时政分析背后有宏大的编年史般的文学与哲学做为基础，自有其文化取向，并非仅仅表达政治批评。在他看来，电影能够思考现实世界，能够承担一种“证人”角色，来帮助我们解读世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至至今是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巴迪欧对电影的批评更加持续和专注，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一种形式化分析。此时巴迪欧持续供稿于《电影艺术》，其影评文章已经褪去浮华真正进入了对电影主体的深入思考。如果说悲剧以隐喻的方式对古希腊进行思考，那么电影作为一种当代的艺术形式，就是现世的一种思考。巴迪欧认为电影作为真理程序能够出产真理，哲学不必思考艺术作品，因为艺术（电影）可以思考自身并且生产真理。每一部影片都能作为一个思想命题、一次思想运动。电影超负荷地承担了“人类存在”这个主题，全盘接受又投射于外在，释放着巨大的对外在性（exteriority）的表述力量。个体观影体验可以转化成哲学理念，因为“从本质上看，电影是对一个理念加以创造的新理念”，“电影是一种哲学情境”，阿兰 　　电影是这位好战的哲学家参与政治的有力工具。对于巴迪欧来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正式”的影迷，他只是电影的过客。他对于电影的关注始于哲学又忠于哲学，并且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他能够周旋于深奥的理论之间，也能够得心应手地用哲学概念来分析流行文化与日常经验，是许多同时代的电影专家们不能企及。 　　参考文献： 　　[1]曼纽尔.廖鸿飞译.阿兰巴丢的《电影》[DB/OL]. http：///note/209280119/. 　　[2] Alain Badiou. Trans. Susan Spitzer. Cinema[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13. 　　[3]李洋.电影作为哲学实验[J].文艺理论研究，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