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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贪官与百姓 　　 以《水浒传》为据，史家有言，中国古代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近现代某些学者将此现象视为国民性问题。但此现象是多因多果的，难以一概而论。 中国论文网 /5/view-7137890.htm 　　 先秦古诗《击壤歌》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句，《艺文类聚》《乐府》《诗记》作：“帝何力于我哉！”《初学记》作：“帝于何有於我哉！”《太平御览》作：“帝何德于我哉！”无论怎么作，对老百姓来说，天高皇帝远，“帝力于我何加？”自己动手，凿井而饮，不必时刻想念三皇五帝。自力更生，耕田而食，无须谢主隆恩。作为普通百姓，只要缴足皇粮国税，谁也没理由找他麻烦。在日常生活中，普罗大众与皇帝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无缘无故，自然没有爱恨情仇。帝力与民无关，但牧民之官“官法如炉”，贪官如篦，“县官不如现管”，其中大有直接坑民害民的“硕鼠”，所以才有民怨名篇《硕鼠》。普通百姓往往意识不到，皇帝不种粮食不做工，皇粮国税本是民脂民膏，硕鼠本是朝廷命官，是等级制度利益链上的环节，是皇权委托代理人，也是皇粮国税的分享主体。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春秋末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在《法经》中指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无论王国，还是帝国，它存在的价值在于对外抵御侵略，对内打击犯上作乱，维护天下太平，推行礼仪教化，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国不可一日无君”，如果国中无君王，自然“没有王法”，势必群雄并起，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民国初年，民怨云：“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民怨所指，并非体制机制问题，而是社会治安。部分士绅主张君主立宪，甚至主张恢复帝制，也很难说就是处心积虑地“反革命”，愚不可及地反共和，反宪政，而更可能是对“天下太平”的期望，希望恢复王法秩序。中国古典十大喜剧之一《幽闺记》第十九出言道：“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皇家提供“天下太平”和礼仪教化，百姓上交皇粮国税，期盼明君，并非全是奴性使然，而是丛林政治生活中之无可奈何的依存关系。在官民对立中，“帝力”发动的横征暴敛是间接的，隐形柔性的，而官之“苛政猛于虎”是直接的，现实紧迫的，因此，才有“官逼民反”。在官员贪腐生态链中，大老虎既威胁皇权，也威胁天下太平，小苍蝇间接危害国计，直接危害民生，败坏世道人心。在反贪官这件事情上，皇家与百姓应是利益一致、目标一致。明镜高悬，不吃“窝边草”的清官能吏，皆是历朝历代和百姓喜闻乐见的。 　　 关于皇家与百姓的关系，“以人为本”而论，其本质是人力资源“资本论”，并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意义上的“根本论”。在天子、父母官（含贪官）、子民三种关系中，百姓是皇家的人口资源，也是“牧民之官”的人力资源。唐太宗李世民所谓“舟水论”是句大实话，道出官家无偿利用百姓，歌颂安抚百姓，又惧怕百姓起风浪。在“载舟覆舟”利害关系链上，皇家与官僚系统是风雨同舟的，皇帝垂拱而治，坐享其成。官吏有坐船的，也有划船的，既利用百姓，也“划拉”百姓。如果没有弄翻龙舟之嫌，皇帝对贪官是容忍的。如果龙舟没有沉没之虞，贪官会选择坐顺风船，轻易不会弃船逃跑。 　　 百代皆行秦刑法。历代刑法的第一类大罪就是反皇帝罪，无论鸡蛋碰石头，还是石头碰鸡蛋，倒霉的永远是鸡蛋。百姓不到陈胜吴广那样反正得死的绝境，轻易不敢拿鸡蛋碰石头，即使有天大的不满，也要“打着红旗反红旗”，以“忠君报国”“勤王清君侧”、反贪官等等合理合法的名义抗争，不到“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谁也不敢公然拔旗砍旗烧旗。同理，贪官污吏以权谋私，坑害百姓，也往往是保持“政治正确”，唱爱民歌，举皇帝旗，走官家渠道，发自己财。 　　 皇帝贪官与百姓，就如此这样地磕磕绊绊相处了几千年。此中因果，史家笔下自有言说，可不论如何论定，总不应忽视“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的民意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