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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影响 　　[摘要]秦朝以来中国建立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与专制统治相配合的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集团作为君主集权与专制工具的同时，还具有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与帝王的利益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的一面，两者的矛盾贯穿于官僚政治的始终。唐中期的两税法就是帝王与官僚阶层矛盾的产物，它有力的平衡了两者之间的矛盾，缓解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推动了古代官僚政治的发展。 中国论文网 /3/view-7168063.htm 　　[关键词]两税法；官僚政治；官僚阶层 　　一、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内在矛盾 　　“一切官僚政治都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而产生的”1，专制皇帝要专断独权，仅凭一己之力，事必躬亲，是不可能的，需要借助其他人的力量，通过设立机构、设置官职，任免官僚，来“一统天下”，官僚是皇帝借以专制的工具。但是，官僚作为皇帝专权的工具出现以后，就有其独立自主性，他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官僚除了对皇权的依附性以外，还有其自主性。一方面，官僚与皇帝同为统治阶层，他们掌握权力，行使管理职能，一道统治百姓，共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两者有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官僚的利益并不与皇家的利益完全一致，官僚有其个人利益，家族利益，集团利益，而这些利益是会与皇家的利益相冲突的。所以，“官僚政治是皇权政治所派生的，它是皇权政治的附属物，又是皇权政治的对立物”2。“从理论上讲，官僚政治作为皇权政治的工具分化出来之后，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体。在其运行过程中，两者都无法克服自己的惯性。围绕皇权转动的官僚政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离心力，而皇权政治又总是不断加强离心力。这样，皇权政治的向心力与官僚政治的离心力之间就是一种永恒的、不可克服的矛盾。”3当官僚集团的离心力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直接威胁到皇权，甚至取而代之，如王莽篡汉，曹操弄权，司马炎篡夺曹魏政权等，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权力划分一直是封建统治者最重视的问题，官僚体制内部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关乎整个官僚阶层内部的稳定和整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安危。 　　二、两税法――官僚政治内在矛盾的产物 　　官僚政治的内在矛盾贯穿于官僚政治的始终，官僚内部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是统治者面临的头号问题。由于“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4，因此，官僚体系内部政治权力的分配归根结底是经济权力的分配，是最大地主与他的附属官僚对于土地、劳动力的争夺问题。而两税法的产生就是两者间争夺过程产生出来的新制度，借以来平衡两者紧张关系的有力杠杆。 　　1、两税法产生的背景 　　（1）经济上，是均田制的破坏和租庸调制的失败 　　唐初实行均田制，规定：丁男每人受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老男笃疾废疾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口分田户主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永业田则可以传给子孙继续耕种。与此相适应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规定：“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稻三解，谓之租。丁随所出，岁输绢二匹，绞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5 　　由于均田制给予王宫贵族、地主和官员占有土地的特权，而且朝廷所分发的土地也仅限于自身占有的荒地，朝廷所占有的大量屯田、营田等都没有用来重新分配，这使得均田制实施的不够彻底。同时，唐中期客观上允许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严重，被集中于王公、贵族、豪强、官僚、地主之手，国家动乱，农民逃亡，成为地主豪强的“私属”，政府所控人口，迅速减少。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式建立在均田制和户籍制度上的人口数量为基础的，唐中期均田制失败，在籍人数减少，租庸调制已经满足不了唐朝的赋税开支了。再按过去以人丁为本的赋役制度征税，国库只能日益空虚。这样把过去租庸调制的重税人税户转变为重税产税地便成为当务之急， 两税法此时应运而生。 　　（2）政治上，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加剧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廷内部斗争和吐蕃侵逼京西，唐廷对藩镇采取姑息政策，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各地藩镇借机扩张势力。在租庸调被破坏的情况下随意征税，王赋不入和税权落在地方，朝廷迫切需要加强自己的财权。 　　不论是经济上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还是政治上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深层次的原因都是官僚阶层的自主利益的扩张，土地、劳动力被地主、贵族、官僚争夺过多，赋税被地方政权夺走，使最大地主的利益受损，威胁到皇帝的集权与专制。为平衡这一矛盾，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改革。 　　2、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建中元年初，德宗遣黜陟使11人分巡天下时下诏，则较系统地说明了两税法内容：“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