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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彼此的乡愁 　　岳永逸博士是国内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领域有影响力的青年学者，多年来，他对天桥民间文化的独到研究、对华北农村庙会的考察、对北京传统文化尤其是曲艺文化传统的研究、对都市民俗学的思考，以及对故乡川北农村的民俗研究都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岳永逸的《忧郁的民俗学》出版已逾一年，并不是其最新的著作，但《忧郁的民俗学》作为他的学术历程的阶段性总结和转折之作，有其特殊意义和重要价值。 中国论文网 /7/view-7149526.htm 　　此书的大部分篇目是在剑桥写就的，与他前几部著作擅长村落研究的路数不同。在札记式文体的包容下，作者将民俗学学科身份的认同危机、学术史上失踪者的钩沉辨析、“非遗”背景下民俗学的自持与躁动，甚至频发的群体事件的民俗学分析，都汇于一炉。其笔调看似轻松实为沉重，其情感看似冷峻实为焦灼。 　　正如此书题献所言的“眺望自己远行”，当一个远行者能回首眺望自己的纡纡行踪时，他必定进入了一种如同本书所言及的尼古拉斯“意识的厚瞬间”，在这里，主观时间与物理时间是分离的，前者远比后者要绵长、厚实得多。唯其如此，作者才能忠实于自己的切身感受，道出了在当今这个亘古未遇的社会大转型之中，他自己，他的母亲，以及千万个在同一时空下惶恐而焦虑的心灵。书中呈现的两大叩问总是萦绕作者的灵魂：一个普通学人如何在边缘化的学科大环境中自我肯定其学术存在？从乡土中国出走的这一代人，在被割裂的城市文化和乡土中国传统之间，在文化上如何反哺进入暮年的父母这一代人？ 　　“在都市生活方式迅疾吞噬乡土的当下，我们山里的文盲母亲的晚年面临着比我们更多的精神困境。污浊、拥挤、喧闹的城市他们住不惯，乡土又是那样的萧瑟、稀疏与苍凉。要年迈的母亲改变她们早已熟稔的乡村生活习惯无疑是残酷与残忍的。于是，她们的日常生活不少都是这样的场景：没有绕膝的儿孙，从不打开电视，颤颤巍巍地走路，独坐和呆望。天下之大，哪里是老母亲们安身的地方？”（P2） 　　“在城里的友人都知道，我不像个城里人。既没有城里人的衣着、外表，也没有城里人的规矩讲究，甚至讨厌城里人的衣冠楚楚、自傲和华威先生式不着边际的忙碌。不但自己自嘲，善意的友人都说我是个村氓子、土鳖。可是，回到乡下，没有哪一个乡亲故交会把我视为与他们一样的乡下人。但凡假期，无论短长，只要能回，回到槐树地，我都会回去。但是，城里、乡下似乎都与我无关，我的空间归属在哪里？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母亲出现病态前就缠绕我的问题。”（P97） 　　阅读书稿时，时常想象作者在异国他乡的暮鼓晨钟里，一边奋笔疾书，一边挂念遥远故乡的母亲。此情此景，每一念及，不禁掩卷泫然泪下。10多年来，我见过很多类似郑国会女士（岳永逸博士的母亲）这样的个案，甚至就在此时，我的恩师亦因严重的抑郁症来成都问诊，昔日大学校长的睿智风采已荡然无存。过去，我们只能无奈地把病人交给精神病科的诊疗室，而作者不甘于这样束手无策。出于为人子的炽热情怀，在本书第一部分《急景凋年》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篇幅，冷静而细致地描述了母亲病症的征兆、发作、反复，特别是其生活环境的巨大反差。当我们把这类疾病归咎于“价值失范”而导致的“文化病”或“文明病”时，我们已然将视野穿透了封闭的诊疗室，但作者给我们提供的独特的细节，使我们的认识和体悟更加清晰而确定。由此引出的“倒痰”等地方性知识，以及当下医患关系的变迁，永逸的意图颇似西方“民俗医疗”（folkmedicine）和“大众医疗”（popularmedicine），这些旨在对抗主流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ica）的几个分支，因其重视仪式、族群、文化变迁、地方性知识等因素而通常被归于“医疗人类学”（medicalanthropology）旗下。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这一学科，不仅如数吸收了西方思想史上的历次转向所带来的养分，孕育出多种学说和流派，而且已从学理进入临床，使高尚文明的患者接受了野蛮土著馈赠的福音。反观我国，与资本结盟的“医疗霸权”比任何时候都要肆虐，医疗人类学只能龟缩在狭小的空间内，借用别人阐释框架来说明部分少数民族的医疗体系。 　　面对本书的丰富内涵，笔者其实并不具备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充当“灵媒”的能力，更是丝毫没有充当学术裁判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我也是一位作者经常遇到的对民俗学充满好奇的窥探者。在本书的后四部分，作者使我触摸到了民俗学的边界，也使我产生一种“越界”到别人的领地插上栅栏的感觉。但是，这些栅栏的确是民俗学的，虽然它与艺术人类学的非常近似。不过，纵观民俗学发展史，何尝不是一部与其他学科之间“越界”或“被越界”即被“侵入”的关系史。 　　与既往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区域本位”和“事象本位”不同，本书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怪圈，显现出一种与主流的实证主义方法完全不同的学术禀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