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有温度的“推手”.docVIP

黄洁夫:有温度的“推手” 　　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我最少还是个有尊严的医生。 中国论文网 /5/view-7224845.htm 　　――黄洁夫 　　一个直言不讳的高官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评价，黄洁夫是一个独特的人，敢于说话，不怕丢官。 　　黄洁夫第一次一言震惊四座，是在2005年7月。这年，黄洁夫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和著名移植医生的双重身份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并被选为整个西太平洋区主席。会上，其他国家代表紧追不舍地问：“你们每年九千个器官移植，移植器官从哪里来？”面对与会者明显不够友好的态度，黄洁夫坦然作答：“主要来自于死囚，一部分来自亲属间移植。”一语未毕，会场一片哗然……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和黄洁夫开玩笑：“你捅了马蜂窝，副部长当不成了。” 　　黄洁夫感觉到了压力，却丝毫不畏惧：“身为大会主席，我要主持会议，要面对与会代表，我不能不答，必须面对。只有我说实话，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才可以摆脱来自医学伦理和国际学术界的双重压力，才能使普通人民群众享受到这种医疗技术服务。丢官没事，大不了回去做医生。” 　　黄洁夫再度就中国器官移植问题大胆直言是在七年后，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迎来拐点，黄洁夫也受命担任改革的领军人。此后黄洁夫极力推进公民自愿捐献，让中国公民的器官捐献逐步迈向法制化。然而由于改革涉及多方利益，一度进展缓慢。2012年9月，在深入调查中国器官捐献制度不尽如人意的真实原因后，黄洁夫毫不隐晦地说：“管理体制是器官捐献事业的最大制约！没有反腐败，没有打老虎、打苍蝇，就不会有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 　　经过十年艰苦努力，2015年1月1日，中国宣布全面停用死刑犯器官。一个月后，黄洁夫在公开采访中直言：“2014年是接受考验最严重的一年，使用死囚器官最终得以推翻。” 　　在器官移植上黄洁夫直言不讳，在医疗体制改革上也不逊色。2009 年，医改方案即将实施，黄洁夫在全国“两会”上谏言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走革新道路：“不少人推崇对公立医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曾经采用过的收支两条线的路径，很不理智！我在医院很多年，太了解大锅饭体制下的后果了！” 　　两年后，黄洁夫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亲自策划公立医院改革意见会，直指医改进展缓慢：“医改的难点在公立医院改革，但现尚未触碰核心！”之后他又多次带队到全国六个省进行调研，然后毫不客气地说：“目前医改的结果与初衷完全背离！公立医院没有回归公益性，私立医院没有公益化的土壤！医患关系紧张，医生和患者都是受害者，根本原因就是医疗体制没有理顺。” 　　如今，黄洁夫虽然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但依然全心打理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基金会。谈及一辈子的坦荡直言，黄洁夫以一句笑谈加以总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一个仁心仁术的医生 　　作为部长级高官，黄洁夫的敢言常常让大众为之一振，他给出的理由是：“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我的敢言，是出于外科医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职业习惯――你把肚子一切开，是肝癌就是肝癌，是阑尾炎就是阑尾炎，骗不了人，所以你必须得实事求是。” 　　但中国的外科医生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黄洁夫站了出来？这一切，其实与理想、经历、性格、职业操守息息相关。 　　黄洁夫出生于江西吉安，那个年代吃饱穿暖已是不易，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直到14岁那年，黄洁夫的父亲身患急性暴发性肝炎过世。从生病到过逝，父亲遭受了很多折磨，弥留之际，父亲对黄洁夫说：“你将来学医吧，救治像我这样的病人……”带着父亲的临终期许，黄洁夫从此义无返顾地踏入医学殿堂。 　　23岁时，黄洁夫从广州中山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贫困边远的云南矿山工作，在近九个年头里，他既是医生也是矿工。虽然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心中做个好医生的梦。 　　为了更好地服务百姓，从云南矿山调往广州后，黄洁夫一边工作，一边完成了中山医科大学外科学的硕士学位，随后又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作博士后研究，并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骨干医师。 　　在黄洁夫看来，外科医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职业。挑战高难度的手术，把盘根错节的肿瘤切下来，完成普通医生难以完成的任务……成就感满满。1998年一个香港著名人士换肾后并发后遗症，被香港医生判了“死刑”，中央点名让黄洁夫赴港参加会诊抢救。研究之后，黄洁夫认为还有5%的希望，决定把病人接到广州。当时香港的医疗技术比内地先进，业内以及媒体都不看好黄洁夫的冒险举动。但黄洁夫组织二十多名专家制定救治方案，抢救66天后，病人如愿脱离危险。“那66天里，一大帮香港记者天天守在医院楼下，就等着发布病人的死讯。” 　　2001年，黄洁夫调往北京担任卫生部副部长。调令下来前，黄洁夫只提了一个要求：保留他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身份。最终他的医生资质被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