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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出版过程中的对话与文化传递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对话”应是不同文化共处和交流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之一。异文化间的交流应该体现平等对话，异文化作品的翻译出版也应该在不断的平等对话下实现。为了实现有效的文化传递，在翻译出版过程中，作者、编辑、译者、读者等各方主体应处于一种间性关系的网络中进行对话。 中国论文网 /5/view-7236640.htm 　　【关键词】全球化；翻译出版；对话；文化 　　【作者单位】徐晓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基金项目】2014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4E049）的阶段性成果。 　　一、文化全球化与对话理论 　　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提尔德“全球化”的概念，现在它已成为最热门的术语之一，代表着世界发展的趋势，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领域，学者对全球化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意味着文化的一元化，即随着共同利益的形成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垄断，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异质性将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共同的、单一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它将带来文化的多元化，即全球化并不会导致某一种文化一统天下，恰恰相反，各民族文化将呈现出独特性和差异性，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两种见解孰是孰非姑且不谈，但有一点是二者都不可回避的，那就是各民族文化必将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既相互融合、同化又相互冲突、排斥。 　　在此背景下，“对话”应是不同文化共处和交流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之一。苏格拉底将对话看作是获得知识和发现真理的途径。巴赫金将对话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认为它是人生存和思维的本质，构建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伽达默尔在视域融合中强调对话对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促进作用。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角度提出“主体间性”概念，强调对话应采取自主和平等的方式，只有相互平等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对话关系，才能达到理解和包容的目的。我国学者金惠敏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对话主义”理论，将“主体间性”推进为“他者间性”和本体性的“文化间性”，并筹划一场文化间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二、翻译出版需要文化的平等对话 　　文化既关联着世界各民族的现在，又联系着各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所以，研究和发展中国文化离不开历史源流，也离不开外国文化。这里包含着两方面的内涵，即中华文化既不是孤立发展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研究历史可知，中华文化不是由单一文化发展而来的，而是在与异文化不断相互影响、作用过程中逐渐发展而来。同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的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为促进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翻译出版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不论是在外国文化的引进方面还是在中华文化的输出方面，其都是重要的手段和媒介。通过翻译出版，中国文化吸收了异质文化的养分得以发展并与国际文化接轨，走出国门，丰富了世界文化元素。 　　异文化间的交流应该体现平等对话，同样，异文化作品的翻译出版也应该在不断的平等对话下实现。中国编辑学会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桂晓风指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还存在输出与输入的不对称 [1]。我国在文化输出上存在着数量的不对称和内容的不对等。“他文化”的输入多于 “我文化”的输出，造成了对话的不平等。翻译出版工作需要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负责，促进两者平等交流。为此，首先，我们需要加大文化输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交流与展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尤为重要，加大“我文化”的输出才能使我国文化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使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核心和价值核心，增进不同文化间的了解，减少冲突。其次，我们需要增加现代文化成果的推介。对我国而言，“我文化”的翻译作品大多数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如古典诗歌、古典文学名著、历史、武术、中医等，我国的现代文化成果却没能很好地通过翻译出版呈现给世界。只有将我国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成果也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翻译出版推向世界，让世界全方位地了解我国文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对话。再次，我们需要准确诠释中国文化精髓。在“我文化”翻译出版过程中，翻译质量是核心环节。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但中国文化的精髓却没有被国外翻译家和学者完全、正确地传递。无论是庞德对中国诗歌的发现还是赛义德指出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和对立阐释，都意味着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被世界正确认知必须依靠中国的翻译出版业和翻译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只有中国的翻译出版走出国门，译者的翻译水平足以诠释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的民族文化才可能实现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 　　三、翻译出版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对话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在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