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特别需要“精准扶贫”.docVIP

教育特别需要“精准扶贫” 　　希望“推进优秀人才两年短期支教模式常态化试验，尝试变成中国农村学校的标准制度，从一个社会组织的行为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计划，持续为农村教育的末梢输入新鲜血液” 　　1996年，刚成立律所不久的刘红宇在家乡重庆市毕节县设立了与自己事务所同名的“同达基金”，以奖励各个学龄段优秀的贫困学生。从此，“教育扶贫”成为了她心中念念不忘的公益情结。 　　20年后，已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的刘红宇，再度把目光投向了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这一次，她还把“推广与社会组织合作，推进精准教育扶贫”作为自己的5个提案之一带到了两会上。 刘红宇 　　“这些年我在投身公益的过程中看到农村地区普遍缺乏优质的教育。虽然社会各界对于乡村教育的关注和公益的热情高涨，但是很多个人或组织所进行的支教活动，因缺乏持续性、没有准入门槛、不注重质量，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对当地学生和教师产生负面影响。”刘红宇说，经过亲身参与，她发现诸如“美丽中国”等一批一直致力于支教服务的公益项目，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精准教育扶贫模式。因此，她以自己长期对农村教育及公益组织的调研为依据撰写这个提案，希望通过对社会组织成功模式的经验推广，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精准教育扶贫之路。 　　成立于2008年的“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是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下设的教育非营利项目。项目每年招募中国籍优秀的青年人才，经过培训，作为全职教师输送到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从事至少两年的一线基础教育教学工作，通过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力解决中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成立8年来，“美丽中国”累计向云南和广东170多所中小学输送了约750位项目老师，累计教授了超过83万节课，影响了超过24万人次。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刘红宇，她详谈了关于“精准教育扶贫”提案的初衷和思考。 　　刘红宇建议，国家将像“美丽中国”这样在农村教育领域有影响、有成果的公益项目纳入精准教育扶贫的合作对象，组织采购相应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引入其成熟的模式和优质的资源，并对投身公益的优秀人才给予鼓励和优待。 　　与此同时，她还建议，政府可以将类似这样优秀的社会组织作为试点：“推进优秀人才两年短期支教模式常态化试验，尝试变成中国农村学校的标准制度，从一个社会组织的行为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计划，持续为农村教育的末梢输入新鲜血液。”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这次“精准教育扶贫”的提案，其中的动因和思路是怎样的？ 　　刘红宇：民生问题、教育问题一直是我长期关注的话题。我关注西部教育十多年来，感觉到有几大变化。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一开始关注的就是硬件设施，孩子们的校舍、宿舍、饮水、吃饭问题。当时建设一个希望小学大概是20万元，我曾经也有想法，跟我先生沟通，拿出400万，捐20所希望小学。但之后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关注校舍建设的慈善家、公益机构很多;而且在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民间自发，监管缺乏，尽管收效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逐步地从关注山区教育的硬件设施发展到关注软实力上。 　　我们在大量调研中发现，西部存在师资力量缺乏的问题。曾有人跟我说：“村官固然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们在西部有优秀的老师，能够启迪孩子们的心灵，能够在他们心里点燃理想的火种，这也许比村官还要重要。”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这些问题，经常被那些扎根在西部，坚守在小学、中学的民办老师，没有待遇或低待遇的老师感动，但后来逐步地就在更理性地思考，怎么能够长此以往？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要一个人一个岗位做一辈子。任何人都有权利去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走一走，但是西部也需要人，尤其需要优秀的人，需要更多有开阔视野的年轻人去。直到我接触到“美丽中国”以后：“美丽中国”发现了中国西部师资力量的缺乏，但他们不是鼓励“一个人、一个岗位、一辈子”，而是去理解人性的需求，同时又在探索一种机制，能让乡村地区一直有人才。 　　首先他们激发了这些有抱负、有情怀的年轻学子的激情。他们在各大知名高校的影响很大，从踊跃报名到招考，最后录取为支教老师的比例只有不到13%，这比例比我们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律师考试还要低。也就是说，选最优秀的年轻人去乡村地区，这是“美丽中国”用召唤力和影响力做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第二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很好的轮岗制度。这个制度真的实现了“教学相长”的目的。这些有最新知识的年轻人在边疆、在山区、在乡村地区去和小孩子，和那些渴望的眼睛交流，他们带去的是知识和外面的世界，而他们得到的，是在最贫困的地区去体察民情得到的成长，是与最淳朴的孩子交流带来的成长。这种磨练让他们懂得了中国，懂得了我们这个国家最普通的民众。我把这些情况介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