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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接上期） 中国论文网 /7/view-7236690.htm 　　解放 　　解放了。母亲的病仍没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了，我也进入了大学，都不在家。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的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来一些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着、筹划着…… 　　过去，他们的活动多只限于学术的圈子，现在新政权给了他们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的机会，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市的规划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 　　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 　　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那几年，母亲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两件我是多少记得的。 　　一是1950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成员。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最初的构思中，他们曾设想过以环形的璧，这种中国古老的形式作为基本图案，以象征团结、丰裕与和平。现在的这个图案，是后来经过多次演变、修改之后才成型的。1950年6月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份列席，亲眼看到了全体委员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为了这个设计，母亲做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扶病乘车到中南海，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正是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得落了泪。 　　二是倡导某些北京传统手工艺品的设计改革。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产，眼看就要失传了的北京景泰蓝、烧瓷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在这个过程中，她还为中央工艺美院带出了两名研究生。 　　尽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年紧张的实际工作中，母亲也没有放松过在古建筑方面的学术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她和父亲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将他们多年来对中国建筑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做了一次全面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篇长文，第一次尝试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重新回顾从远古直到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个历程，开始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探求一个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 　　那几年里，母亲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过住宅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课，每当有学生来访，就在床褥之间，“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古今中外，谑语雄谈，敏思遐想，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学生走后，常气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母亲在建筑和美术方面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对工作的要求也十分细致严格，绝没有那种大而化之的“顾问”作风。 　　我手头有两页她的残留信稿，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为了不使我的这份记述成为空洞的评议，这里也只好用一点篇幅来引录信的原文，也可以算是她这部文集的一个“补遗”吧。一九五三年前后，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请她审稿并作“序”，她对其中彩图的效果很不满意，写信提出了批评，其最后几段如下： 　　青绿的双调和各彩色在应用上改动的结果，在全梁彩色组合上，把主要的对比搅乱了。如将那天你社留给我的那张印好的彩画样干，同清宫中大和门中梁上彩画（庚子年日军侵入北京时，由东京帝国大学建筑专家所测绘的一图，两者正是同一规格）详细核对，比照着一起看时，问题就很明显。原来的构图是以较黯的青绿为两端箍头藻头的主调，来衬托第一条梁中段以朱为地，以彩色“吉祥草”为纹样的枋心，和第二条梁靠近枋心的左右红地吉祥草的两段藻头。两层梁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