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中理性和非理性主义.docVIP

????代序：　　　　“百姓酒馆”老板娘的本职工作是在“天涯别院”开黑店，业余爱好是读洋书。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虽然这年头读洋书读不出名堂来，但总归是个爱好，说不定将来有用也未可知。　　　　人有爱好，心就不老。看到老板娘十年前这篇心得体会写得还不错，就把它贴到这里来。　　　　谁要是对老板娘的观点有不同意见，想论战一把，胡扯奉陪到一半。管你对错，在胡扯笔下，你肯定不对。因为老板娘总是对的。　　　　正文如下：　　　　在一定意义上说，整部西方哲学史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相互对立冲突的历史。在这场长达两千多年的明争暗斗中，或许是由于作为西方哲学之源头的古希腊哲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对史前神话世界观的理性否定，理性主义虽一度遭遇了中世纪神学的钳制，从总趋势上说仍是占上风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认识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理性主义的至上地位愈加巩固。但是被几番放逐的非理性主义却从未甘于沉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串不和谐的音符骤然响起，非理性主义以狂飙突进之势席卷而来，继人们摧毁了上帝的祭坛，理性的祭坛也终于开始瓦解了。这不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事实上，非理性主义的重新崛起给整整一个世纪的哲学思维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如果说，非理性主义的滥觞植根于人类的愚昧顽劣，那么在自然科学经历了历史性变革的二十世纪，它又为什么得以沉渣泛起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然而，仅凭一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就把这一广阔而深刻的文化现象看的不言而喻，又未免失之笼统。我认为，若想真正做到深刻而完整地把握非理性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首先必须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认识非理性主义产生的根源，这应该是一种更为直接却也更为深刻的视角。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思想史的中心事实便是宗教的没落，它结束于人们亲手埋葬了上帝的世纪之交。或许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是自由人的世纪，而真正自由的个体是不需要任何关于终极真理、超越原则的神话的，不论它是神性还是理性－－这是否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呢？现代人这种孑然独立、无依无靠的自我意识与非理性主义的兴起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必然的　　　　在全球各民族形成之初，各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生产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并进而影响其思维方式的形成。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亦是如此。地中海地区贫脊多石的土地，潮湿温热的气候，从未使农业的丰收成为希腊人稳定而可靠的希冀，因而也不可能象东方（特别是中国）一样建立起安居乐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业文明。相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变化莫测的自然、颠踬流离的冒险，都使希腊人对于外在自然的崇拜，恐怖多于爱戴，愤怒超乎敬畏，进而发展为把自己摆在与自然相对立的另一方。在这一尖锐的冲突中，一方面，人类发现并赞美自己反抗自然的力量－－正是在这里，主体骄傲地从客体中独立出来， “自我”获得了第一次觉醒－－另一方面，自然强大的威压又给希腊人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注入了强烈的悲愤感，于是乎，人与自然的对立就演化为神话中英雄对命运的抗争。　　　　在神话时期，自我意识作为人类对于自身的本质特点、生存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与地位的自我反思，还没有从形而上的高度得到清晰而明确的回答。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通过他们的神话，通过英雄悲剧表现出来的。很显然，在英雄与命运的冲突中，希腊人偏爱的是他们的英雄。英雄不是神，而是神和人的后代，这半人半神的英雄具有雄伟的体魄、充沛的精力、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希腊人创造出英雄就是为了让他们代替自己去反抗命运的淫威，他们赞美英雄的胜利。然而，强烈的悲剧感又使他们无可奈何地意识到命运的强大不容抗拒。于是在冲突中，英雄往往以失败告终，他们被放逐，被诅咒，被捆绑于高高的崖壁之上，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可是希腊人并未因此减少一分对于英雄的崇拜，他们告诉我们：这一切与英雄无关，这一切只是命运预先设下的陷肼。俄狄浦斯并不象弗洛伊德附会的那样只是今天男孩子们仇父恋母情结的代名词。在古希腊人那里，俄狄浦斯，这斯芬克思之迷的解答者，他的悲剧最初也是最直接表达的正是人对命运的无能为力。　　　　这样，神话时期古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便呈现在我们面前：英雄－－人－－是命运的受难者！　　　　由此出发，更加深了古希腊人对于命运的怨恨，我们注意到，在古希腊美人林立的神话里，命运女神却被描绘为丑陋的老太婆，而且还瞎了眼－－瞎眼，多么天真幼稚而又多么形象的譬喻，还能找到什么描述比这更恰当地表现命运莫名其妙、不可理喻、荒唐无理－－非理性的一面吗？　　　　命运这种非理性的表现在西绪弗斯遭受的惩罚中更为明显。由于冒犯了众神，西绪弗斯被判处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石头却因自身的重量滚落下来，于是一切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