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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问题的变与不变 　　春节长假刚结束，很多打工返乡过年的农民尚未回城，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总体布局留守儿童问题。这是迄今中国大陆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规格最高的文件。意见明确了家庭尽责、政府主导、全民关爱和标本兼治的基本原则，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要求“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 　　《意见》中“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与国际接轨，但是在当前中国城乡二元鸿沟背景下，如何借助政府扶助，充分发挥家庭责任，是一道不小的难题。全国妇联曾于2013年发布《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估算大陆至少有6100万留守儿童，其中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3.37%，数量高达205.7万。此次《意见》强调了家庭责任，尤其是父母的监护，但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的跟进，能在多大程度解决留守儿童独居问题，仍不乐观。 　　作为近年来留守儿童恶性事件频发的贵州省，解决问题的措施在不断增加，力度也不断加强，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凤凰周刊》介绍，目前贵州省共有0-14岁的留守儿童约105.7万人，要想完全解决他们的问题，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山村今昔 　　2月，贵州毕节市的空气阴冷潮湿。环东路上，车来人往，无论菜场的菜贩、烤豆腐的阿姨，还是修理店的老板，对于三年多前发生的那场悲剧，似乎都成了遥远的过去。 　　2012年11月，5个从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擦枪岩村流浪到市区的留守儿童，在环东路附近的一个垃圾箱内烧火取暖，最终一氧化碳中毒身亡。据称，这些孩子家庭贫困，以稀饭和盐巴为食，曾经多次逃学外出流浪。 　　2015年6月，同样是毕节市，远郊的天坎乡茨竹村有4名留守儿童在家服毒身亡，则进一步暴露出，留守儿童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以及学习方面问题，还有心理问题。 　　“（留守儿童）逃学现象曾经比较严重。”一位曾在毕节城里找他的孩子多次的家长告诉《凤凰周刊》，五年前他读初中的孩子经常逃课，有时候直接爬山去玩几天，有时候从毕节直接打车去亲戚家，最多的一次在网吧连续上网一周。大酒店的大台阶上、路边的客车车厢、公路下面的桥洞经常睡着孩子，天气冷了，就从垃圾箱里翻出破烂生火取暖。 　　不过，这一情形如今已不复存在。《凤凰周刊》记者多次前往毕节人民公园东面的桥洞――这里曾是一个流浪儿童据点，如今已经看不到一个孩子，街上巡逻队员的任务之一，便是发现并救助流浪儿童，把他们送回家。 　　一系列的悲剧确实给毕节带来了变化。比如多个乡镇还启动上千亩的果园规划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希望留住外出打工的农民，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 　　一位农村小学的校长告诉《凤凰周刊》，如今农村学校多了一件任务，即开展老师的心理教育培训，专为留守儿童做好心理疏导工作。一个创新性的举措是，一些村子已经试行“在敬老院附近建幼儿园”，形成老少共管互管。 　　丙申春节，大量外出打工的青年回家过年，一两周后，他们又返回浙江、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打工，很多长途客车运营老板都在乡里设置售票联系点，车费比平常要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挣钱是村民外出打工的目的，贵州大山里，石头缝里的庄稼收成不理想，许多乡镇，很难找到一个可容纳五十人以上的企业。欠发达的经济现状，年轻人只能走出乡村打工赚钱，而且，对于没有养老金的农民来说，多生几个孩子，就意味着年老的时候多几分生活保障，从而也造成了更多的儿童在留守。 　　除了生孩子和打工，年轻夫妻的另外一个重大任务是：建房子。许多夫妻在沿海地区的工厂里俩人一个月可以挣到6000元，打工五六年时间，可以积攒10万元左右，然后回家修一栋100多平方米到300平方米不等的房子，却常年只有孩子和老人在居住，很多当地人形容为“只有新房没有家”。 　　据悉，4个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后，其父亲从打工地返回毕节处理后事，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在村里出现过，直到2015年12月才回到家中，待了一个月左右于2016年1月初又返回福建在一家渔船上打工，没有在家过年。据其亲人介绍，4个孩子的母亲，事发8个月至今，一直没有在村里出现过。 　　孩子的妈妈们“跑了”在当地亦非常普遍，一个村民介绍说，“这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时好上了，生了孩子送回老家来，一看村子里这种条件就不愿意继续过了。” 　　根据村委会留守儿童档案，该村151名留守儿童中，有43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 　　基层的压力 　　18岁的贵州大方县女孩何娇，是2015年当地唯一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她出生于农村家庭，母亲在她11岁时过世，父亲在贵阳靠搬运零散物品为生。何娇有很多同学中途辍学，外出打工。她告诉《凤凰周刊》，他们同学之间很少联系，不知道生活情况如何。 　　《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在毕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