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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村志的编修 　　一、天河村志系列编修始末 中国论文网 /4/view-7128329.htm 　　中国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传统社会纂修的方志中乡里志、尤其地域更向下延的以村落为单位纂修的方志相对罕见，一直是方志编纂的“非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修志热潮，打破传统社会纂修志书范围的藩篱，将编纂单位从过往的省府州县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村落。村级志书弥补市、区两级志书记载的缺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的民修、民用的志书，最贴近百姓的生活。村志所记载的姓氏宗族、文物古迹、风俗习惯等真实地记录了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更深层次地代表着中国历史的传统。《天河区村志系列丛书》正是在这一热潮中催生出来的文化产物。 　　2001年4月，政协天河区五届四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向区政府提交议案，根据城中村拆迁情况，要求政府组织编写村志以挽救村庄历史，并要求各村成立村志小组，提出一村一志的目标。2001年5月，天河区政府发文，同意区政协提案，要求区志办负责组织村志编修工作。2002年，村志编修工作写入《天河区政府工作报告》。天河区村志系列成为广东省内首个由区级政府主导，并在整个行政区范围内全面铺开编写的村志丛书。 　　2001年，区志办制定村志具体篇目，此后多次修订。2001年6月，区志办组织区属各行政村共70多名编写人员参加村志编写培训班。区志办明确编写步骤：由各村组织成立专职编写小组，根据区志办制定的村志篇目编写初稿;初稿提交区志办，区志办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编写组按照区志办要求修改补充稿件后提交区志办审定。区志办还参与书稿编写的具体工作，如组织座谈会、到村测量街巷、祠堂庙宇、拍照村貌，制作村地图、补充档案资料、编写族谱分析、历史典故等，此外对文稿校对及出版装帧也给予一定的指导。 　　村志编写资金、出版经费主要由各村民委员会自筹。政府也安排经费投入，包括每月聘请村志顾问专家及对补助各村2万元村志出版经费。各村专职编写组人员组成主要包括本地退休干部、教师，部分村志则另聘专家编写。 　　2003年4月，天河区第一本村志《石牌村志》出版，至2013年天河村志丛书已出版20本村志：《石牌村志》、《棠下村志》、《车陂村志》、《沙东村志》、《吉山村志》、《长?按逯尽贰?《玉树村志》、《龙洞村志》、《渔沙坦村志》、《猎德村志》、《新塘村志》、《棠东村志》、《珠村村志》、《元岗村志》、《前进村志》、《黄村村志》、《冼村村志》、《沐陂村志》、《农林村志》、《柯木?i村志》（《玉树村志》、《农林村志》开始编写时尚未划出天河区，且整个编写过程均由天河区志办进行指导，所以出版时仍划归天河村志丛书系列）。至2013年8月，全区仅有银河、石东、岑村、凌塘4个行政村尚未启动村志编写工作。 　　二、天河村志系列丛书的文史价值 　　1.姓氏源流及族谱 　　族谱是重要的地方志文献资料。天河区在制定村志篇目时就要求各村梳理收集村内姓氏来源及保存的族谱情况。已编纂出版的村志，每部均收录了本村姓氏源流，80%的村志择录了本村尚存的族谱。 　　在村志编写过程中，天河区搜集整理到各类族谱30余姓70余种。从编写时间来看，天河区大部分族谱编写于清代及民国，也有相当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编写。从编写内容上看，民国以前编写的族谱除世系外还有人物事迹，现代编写的族谱则一般只有世系人名，较为简陋。天河各村尚存族谱以龙眼洞村樊氏族谱编写最为详细，除世系外还有山志、人志、庙志等。2009年，天河区将收集的各村族谱集结成《天河族谱述要》一书，这些资料对了解天河古代人口变迁，研究传统宗族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 　　2.民俗材料 　　村志所记录的民间习俗，包括传统节俗、传统神诞祭祀等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生动写照。天河村志系列每本都记述了本村的传统民俗，充分反映了当地特色。部分材料相对罕见，值得研究者注意。如乞巧风俗本在羊城盛极一时，后由于种种原因销声匿迹数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在珠村等地复兴，当年乞巧拜仙仪式种种细节今人已难觅其原貌。《吉山村志》载录了本村人梁乾初民国时期的著作《山村纪事》，其中详细的记录了民国3年（1914）吉山村七夕庆典程序、七夕庆典词等[1]为今人了解过去“粤人重巧夕，灯光到天明”的盛况打开了一扇窗口。此外，《黄村村志》所记载的客家风俗[2]《前进村志》记载的拜猫习俗[3]等在广州地区都较为少见。 　　3.文物古迹 　　位于广州新中心的天河区，城市面貌的迅速改变带给天河各村极大的冲击。随着天河区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在可以见到的将来，天河各村必将有大量的古迹消失湮灭。在这之前，村志的编写给记录、甄别有价值的文物古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天河各村志都设立了专篇记录散落在村中各处的文物古迹，主要包括宗祠、庙宇、石刻、墓葬等，这些都是我们了解研究乡村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