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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三重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需要。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在社会思想实际中却遇到了被妖魔化和乌托邦化。一些人试图瓦解公众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将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故意淡化其科学性;将社会主义设想成一个没有竞争、无需辛勤劳动和奋斗就可以收获美满生活的随心所欲的社会。这种信仰危机会削弱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由此所导致的社会焦虑、戾气横生、片面追求物质刺激、崇尚功利主义等现象，成为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不得不引人深思。 中国论文网 /7/view-7206612.htm 　　 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思想政治教育的简单化、教条化、功利化，越来越引发青年人的抵触;腐败问题已经渗透社会肌理，各领域滥用权力的行为层出不穷，腐败的形式不断翻新，贪腐数额令人发指;先富起来的一些人，不仅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成为既得利益群体，阻碍改革的深化;权力腐败和贫富分化正逐步挤压政府信任空间，等等。 　　 破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第一重路径，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民众最憎恨腐败，腐败不仅损害政府公信力，而且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一些人将腐败归咎于改革，恰恰相反，腐败泛滥的根源不是改革，而是改革不彻底所致。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旨在通过法治化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将反腐败纳入常态化治理轨道。腐败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一定程度上存在，是无法彻底根除的。遏制腐败现象，需要在尊重原有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推动制度变迁。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遏制腐败的关键还是要监督权力，既要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也要发挥社会力量尤其是互联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是破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第二重路径。现在的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一个舆论怪象，一旦牵涉到公权力，总是会遭到网民非理性的质疑。这固然与互联网的群体极化有关，但马克思主义遭遇信仰危机也是不争的事实。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解决信仰危机，关键在党。制度建设是硬性治理手段，而价值体系建设则是软性约束手段。随着作风建设的不断深入，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腐败行为越来越无处可遁，但是懒政怠政现象却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频繁出现，这实质上是对中央重拳反腐的无声抵抗。应当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绝不只是惩治腐败，也不是搞运动式整风，而是要为全体党员干部设立一个道德要求和行为禁区，规范权力运行，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树立党和政府的形象，增进党和人民的密切联系。 　　 破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第三重路径，是将各项制度内化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心中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为保障少数人的特权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是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相背离的。腐败就是官员追求一己之利的结果。防止腐败蔓延，不能仅仅满足于多少贪官落马，必须扎紧制度藩篱，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与腐败分子“死磕”到底。制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突出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组织纪律，切实解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关键在于从严管理干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前者旨在树立道德的“高线”，后者旨在划清纪律的“底线”，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准则》和《条例》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为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指明了方向。要切实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确保法规真正落到实处，进而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当前各种社会思潮交织，转型期出现的社会矛盾经过网络的放大效应，引发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怀疑。历史虚无主义者假借“学术研究”的幌子，歪曲历史，颠覆主流价值观。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亮明观点，是《准则》和《条例》对领导干部守纪律、讲规矩的最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