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联”的父亲.docVIP

寻找“失联”的父亲 　　突然“失联” 中国论文网 /5/view-7203321.htm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刘玉平的父亲刘光典突然离开了家。大姐刘玉芳记得，1950年父亲从长沙寄来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时间会比较长，事情结束马上就回家。这是刘光典与家人的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便音讯皆无。 　　刘光典去哪儿了，去干什么？家人一无所知。刘玉芳记得，小时候他们家门口挂着一个蓝色的铜牌，上面写着“干属”。年幼的她，当时并不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前些年，为了弄清父亲的经历，刘玉平曾到原来他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查档案。“档案上没提我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只写着常驻上海。生活来源一栏写着：政府补贴。”刘玉平说。虽然刘光典的去向是保密的，但从小刘家姐弟隐约知道父亲被派去了台湾。 　　父亲离家的头几年，组织上对刘家照顾得很好。母亲王素莲有心脏病不能工作，组织上每个月都派专人给他们送生活费。过年过节，叔叔阿姨还会带着几个孩子出去玩。刘玉平记得，有一次一个叔叔带他们在北海公园吃饭，给他喝了半杯香槟酒。小刘玉平以为是果汁，竟然喝醉了。 　　可是，到了1954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先是从钱粮胡同搬到了条件不太好的王大人胡同。尔后，常来家里的叔叔们也不怎么露面了。刘玉平记得，从那以后母亲整日忧心忡忡，身体一落千丈。1955年10月，他们年仅32岁的母亲撒手人寰。当时，刘玉芳12岁，刘玉胜10岁，最小的刘玉平才7岁。不过，比成为孤儿更为可怕的是敌人制造了离间计，散布：刘光典叛变了。 　　“当时，组织上也不确定我父亲是不是真叛变了，所以定性为失联（即失去联系），但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心理压力还是很大。”刘玉平说。父亲在哪儿，他真的叛变了吗？这些问题像大石头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降至冰点。正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刘玉平，更有黑云压城之感。此时的刘玉平更迫切地想知道父亲的下落，他用刚刚架好的军线给父亲的单位打了一个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我爸爸的消息。”刘玉平说。负责联系他们的那位叔叔对刘玉平说：“有了新情况，组织上会尽快告诉你们。”然而，此后的20年，父亲依然音讯全无。 　　一份名单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88年。 　　前一年，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海峡两岸的接触也渐渐多起来。1988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市政协工作的刘玉芳得到一个消息。据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后被派往台湾，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且坐了十几年牢的老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陆。同时，他还带回了一份多达百人的牺牲名单。 　　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刘玉芳和刘玉平辗转找到了有关部门。姐弟俩终于见到那份名单。名单中都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刘光典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30多年来，刘家姐弟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确切消息。虽然他们对父亲的牺牲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这份名单，仍不禁黯然神伤。父亲终于有了下落，可此时他们早已阴阳两隔。 　　1991年前后，刘光典所在单位为刘光典落实了政策，并作出正式的政治结论，认为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民政部门也为刘光典补办了“烈士证”。刘家姐弟为父亲买了一个骨灰盒，将他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然而，骨灰盒里既没有父亲的骨灰，也没有遗物，只是一个空盒。 　　虽然父亲的下落找到了，政策也落实了，但对刘玉平来说，这还远远不够。那份名单上，关于刘光典只有短短几个字：“刘光典，旅顺人。”他去台湾执行什么任务？他是怎么被捕，又是怎么牺牲的？全都没有记载。作为儿子，他还想知道更多。从此，他便更加留意收集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斗争的情况。 　　功夫不负苦心人。1992年，刘玉平得知李敖出版发行了一套名为《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的书。据说这部书的原始资料，来自曾任职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谷正文在岛内有“活阎王”之称，曾参与策划过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由他提供的资料，则更显权威性。 　　刘玉平发现，书中涉及父亲的案件有好几处。其中《匪东北局社会部潜台匪干王耀东等叛乱案》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书中写道，王耀东是刘光典来台的联络人。刘光典两次来台都与他接洽。王耀东的职责是搜集情报，刘光典负责把这些情报传递回去。1950年2月，刘光典的上线洪国式被捕，刘光典身份暴露，身为台湾人的王耀东将他掩藏起来。几个月后王耀东也因为另一中共地下组织被破获而暴露，从此王刘二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逃亡。1954年，王耀东的亲戚胡苍霖被捕，供出了刘王二人的藏身之处。 　　保密局在此案最后对刘光典的评价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 　　读罢这段文字，刘玉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