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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贾平凹 　　 2014年3月3日夜里10点，《羊城晚报》副刊部主任陈桥生打电话给我，说贾平凹的《带灯》获2014“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金奖，请我先帮忙联系，并邀他3月22日到穗领奖。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6153.htm 　　 友人殷切的嘱托，我不敢拂逆。可掐指一算，我快9年没有与贾平凹见面了。 　　 2005年6月，《贾平凹长篇散文精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6月27日，贾平凹在深圳参加鲁奖活动后，叫我开车送他去机场。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了。这期间，我偶尔发短信向他请教一些事。后来，短信也来往得少了。记得最后一次是2008年10月28日，我祝贺他的《秦腔》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他回复“谢谢兄弟”四个字。 　　 我马上发了短信：“贾老师好！我是楚熊，多年不见了，甚念！刚接到《羊城晚报》花地负责人的电话，您的《带灯》获2014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金奖，奖金不多，只有3万元。3月22日在广州颁奖，未知您届时是否有空亲临颁奖会？花地负责人知道我和您熟悉，故委托我和您先联系。” 　　 以前我发给贾平凹的短信，随即会得到回复，但这次过了15分钟还是悄无声息。这么晚了，贾平凹会不会睡觉了？这么多年没联络，是不是改了手机号码或不再和我来往了……在推想各种可能性的同时，我拨打了贾平凹的电话号码，话筒里马上回响着“嘟――嘟――”的声音，通啦，我暗喜一下。但“嘟――嘟――”两声后，话筒里却传来语音小姐的留言：“您打的电话号码暂停使用。”我又得意了一两秒钟：在意料之中，世界就是这样变化的。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北京一位贾平凹陕西老乡的文学前辈。可是，前辈随口说出的贾平凹手机号码就是我刚拨打的。我甚为失望，就在心里盘计着用别的办法。可已是夜里10点多，不好意思打扰人家。这时，我的手机荧屏亮起来并“嘟嘟”响了两声。 　　 “好！谢谢你！多年不见了。我在种牙，很疼。明后天我回复去不去，争取去。如果报社有通知，就让他们发信。先代我谢谢他们。”贾平凹给我回复短信了，时间是2014年3月3日22点32分。从我发出到他回复，相隔27分钟，这是我与贾平凹短信往来中，他回复得最迟的一次。挂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多年不见又再联络上了。有时，心中有事牵挂，时间老人是最让人煎熬与无奈的。 　　 在我的印象中，久居十三朝古都西安的贾平凹，对人对事全无都市人的派头，而是憨直忠厚，毫不掩饰。当年，他的母校西北大学要聘他为兼职教授并要求带两个研究生，校里既没有场地给他作备课授课，又不给予一文的报酬，贾平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在贾平凹的心里，他总是忘不了当年在他困难的时候，是学校分给了他房子。再说，在贾平凹的处世哲学里，一个人并不是拥有多些金钱就能活得快乐，财富与快乐是不成正比的。 　　 贾平凹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2002年7月的一个上午，深圳东湖湖畔，风景如画，车水马龙。贾平凹坐着友人的车从东湖宾馆来到公路边，恰好有个骑摩托车的撞倒了一位老妇。骑摩托车的惊慌失措，一溜烟跑了。路人见状惊呆，驻足观看。贾平凹却请友人猛踩油门追赶，眼见绝尘远去的背影，满脸怒容的贾平凹，只好把车牌记下，报了警。事后，我想找记者采访他。贾平凹回绝了，说：“只是做了一件该做的小事，人也跑掉了，没啥可说的。”一晃，此事已经过去十几年，时间过得真是快啊。 　　 次日上午9点45分，我又给贾平凹短信：“贾老师好！我已把您的短信转发给《羊城晚报》副刊部主任陈桥生，他会和您联系。花地年度长篇小说金奖入围有《这边风景》《天体悬浮》《认罪书》《第七天》《黄雀记》《北去来辞》《带灯》《炸裂志》《日夜书》《我们家》共10部，最后《带灯》获胜。祝贺您！” 　　 “好的。谢老弟！”9点47分，贾平凹回了短信。 　　 3月15日，陈桥生跟我说贾平凹来到广州的具体时间和安排，同时也邀请我参加颁奖会。我又给贾平凹短信：“贾老师，很开心我们即将在广州见面，我们快9年没见过面了。现有两件事相告：一是您不用带烟过来，我捎两条给您;二是我想把发过的散文结集，有篇叫《华山看星》，想以它为书名，请您题个书名，并顺便带给我。” 　　 “好的。谢谢！”贾平凹回复。 　　 我知道，贾平凹的烟瘾很大，每天要抽掉三包左右。我曾劝过他，烟吸得太多不好。他却搬出辩解的理论：“我抽的烟只在嘴里打转，没有吸进喉咙和肺里呀。”我听后，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贾平凹以“气、韵、意”贯之的“粗、重、拙、狠”，将个人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同流俗的书法作品，盛行于华夏大地。我记得2001年看过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封面“檀香刑”为贾平凹所题。 　　 3月21日傍晚6点25分，我抵达广州沙面胜利宾馆，这是一家建于1895年的百年老店。在宾馆大堂迎宾的陈桥生对我说：“贾老师才刚到达一会儿。他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