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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战时保育生 　　失去了老家，永远…… 中国论文网 /5/view-7113615.htm 　　1936年我开始上学，那是不久前才建起的小学，在湘北一个小山村大禾场的旁边。记得父亲从浙江回来，带着几位王家人在河边草地上挖草皮，让我们这些孩子搬着去垫在小学外边的场子上。校门外很快变成一片绿茵草坪。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自上屋、下屋、新屋、 庄家畈等几个小村。当我们欢欢喜喜背起书包、提着放毛笔的小竹筒开始上课时，父亲又去了浙江。母亲说父亲在部队工作，不能在家久留。 　　上二年级时，忽然不太平了，大人们惊慌地议论着：东洋鬼子打进了中国。我们的山村离武汉不远，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小车站，兵荒马乱时节，这里没有安宁的日子。风声愈来愈紧，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候，父亲骑着马，在一个漆黑的夜里突然回来了。原来父亲在浙江海宁最危急的时候，出任那里的县长。日本鬼子攻陷上海后，集中兵力进攻海宁，在海宁沦陷的最后时刻，他奉命撤离，妥善办完移交手续后回了老家。 　　这时临湘县长因惶恐弃职逃走，县府成了无政府状态。听说我父亲回来了，当地名流贤士，纷纷前来探访，商谈本县危难困境，请他出来主持县府工作，商讨抗战大计。父亲顾不上家事，便请人将一家妻儿送到了岳阳渭洞，借一民房居住。父亲再一次知难而上，担任起保家卫国的重任。不久省府发来委任状，除临湘县长外，父亲还兼任了九战区挺进纵队支队长、纵队司令等职务，在临湘岳阳两县间的大云山周围驻守办公。 　　此时日军在沦陷区肆意杀害儿童，有些地方的孩子被日军掳掠，抽光了他们的血去为日本伤病者输血，甚至传言摘下孩子们的器官为其伤兵移植…… 　　一批爱国人士挺身而出，为抢救沦陷区的难童殚思竭虑，一批知识女性心急如焚，宋美龄、邓颖超等国共与民主人士，商议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公推宋美龄担任理事长。各省纷纷成立分会，分会理事长多由各地负责人的夫人担纲。湖南分会的理事长是省主席薛岳的夫人薛方少文，山西保育分会负责人是深得阎锡山信任的五妹子阎惠卿。她们协助主政的男人做工作，没有办公地点，也没有薪水，完全是尽义务。各省保育会开始行动，向沦陷区的行政负责人下达通知，要求将当地无家可归的难童收容到一起，送往后方创办的战时儿童保育院。于是全国掀起抢救难童的运动，各党派领导人与社会名流都参与了这项活动。 　　我的家乡沦陷，国民小学基本都已停办，上课的几所学校都在被迫学习日语。父亲王翦波正在为儿童担忧之际，接到省府通知，他欣喜万分，有了战时儿童保育院，6岁至12岁的孩子便可在那里接受小学教育。我父亲将小学教师和收容难童的教会牧师等关心孩子的人士召集在一起，要他们协助组织学龄儿童向政府报到，然后分期分批送往后方正在积极筹建的保育院。 　　我是家中唯一已经入学的孩子，父母决定将我送往后方。我家的房子被日本鬼子炸毁，又用碾子碾压为平地。他们在恐吓，希望父亲放弃抵抗。 　　进保育院 　　母亲给我缝了个比书包大的口袋，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跟着一位被称做吴先生的女教师出发了，同行的还有十几个孩子。吴先生举着一面三角旗，上面有编号，原来我们是许多小分队之一。我们沿着山路向湘阴县方向走着，天上响起了飞机的嗡嗡声，吴先生着急地喊：“停止前进，快躲进路边的树荫，日本飞机来了！” 　　孩子们着了急，在小路上乱跑，吴先生一个一个拽着往旁边的树丛中塞。过了一阵，天上掉下四个酒瓶样的东西，接着火光冲天，声音响得好吓人！飞机飞走后，小吴先生指挥我们继续往前走。吴先生告诉我们日本飞机跟在后面追，只要听到飞机响，就要隐蔽，千万不能乱跑。我们记住了，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走到太阳当顶，小吴先生让我们停下来休息，在小饭店吃饭后继续走，直到天黑，我们找一个早已停课的小学校睡觉，每天都是这样。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到了长沙一个叫党部西街的地方，有个难民收容所，挂着牌子。 　　难民收容所有三层楼，住着从各地逃来的难民。人们都躺在地上，一家一个位置，铺着草席或床单。人多、嘈杂，但有食堂定时供应三餐。小吴先生为我们领到了吃饭和洗澡的小竹牌，有了它，我们便成了这里的主人。我们也占了一片地方，铺上草席子，就像住进了旅馆。没过几天来了两位穿旗袍的女先生，一个圆脸一个长脸，她们吹起哨子集合！ 　　于是小吴先生带领我们坐在了二楼铺满草席的地上，圆脸的女子开始讲话：“小朋友们，我们是湖南第二保育院的，我们正在黄土岭建保育院，在准备床铺、课桌和饭厅，再过几天就来接你们。今天先来统计人数，凡是六岁到十二岁的孩子先登记名字、年龄、籍贯、读书的情况，然后等着我们派汽车来接你们过去。保育院会给你们每人发毛巾、漱口杯、牙刷，叫你们讲卫生。日本鬼子占领了你们的家乡……”刚说到这里，有个孩子喊着：“不光是侵占，还烧光了我们的房子，杀死了我的爸爸……” 　　“别打断先生讲话！”有人喊着，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