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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边界和麻木的自觉 　　最近总是有90后的“小朋友”们找来谈心诉苦。感情的问题也好，未来的发展也罢，核心都是“没有安全感”，对人、对学业、对工作、抑或对未来。遂深感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深入思考的问题，就写一些个人的想法。那为什么90后的群体，普遍表示出没有安全感呢？ 中国论文网 /4/view-7023629.htm 　　社会发展，带来了个体发展诸多问题的可视化，扩大化。而所谓发展，无论是对国家城市，还是对于家庭个人，说到核心就是对于空间的掠夺。空间之可贵，不仅仅是因为其包含着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更因为科学技术大大降低了无形资源（信息，艺术，教育）等价值实现的物理成本。这就使得，空间，即便其仅仅是一块贫瘠干涸的大地到顶天苍穹之间的虚无，也蕴含着无量的可能性，变得弥足珍贵。现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纷争，除去领土和资源利益冲突，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关于空间本身的博弈。 　　那么，个体的“不安全感”，具体跟空间又有何关系呢？首先我们先要解决，“不安全感”的产生机制是什么。很多人也许会认为，个体“不安全感”来自“个体权利（权力）实现或保障”的不确定。这两点的确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这里潜在的另一个命题。如果说，“不安全”来自 “个体权利（权力）实现或保障”的不确定，那么前提是一个人必须要对自己的权利（权力）有所预设和期待。换句话说，一个人因为（可能）得不到什么而失落恐慌不安，是建立在一个人对于自己应该得到什么的预设基础之上的。 　　这两个环节都可以产生出“不安全感”，却各有不同。出在“个体权利（权力）实现或保障”这个层面的“不安全感”，往往与较为清晰的个体欲求有关，比如我想买房，买不起；我想娶老婆，娶不到，所以我感觉没有安全感。这是一种较为清晰的“安全感缺失”，是一种自觉的“不安全感”，随着相关具体问题的解决，具体条件的改善，不安全感可以得到缓解或消除。这个阶段的不安全感，与外部宏观的生存条件，诸如房价走势，薪资待遇，环境污染等息息相关。联系“空间”这一概念来说，这些“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生存空间”、“职场空间”等空间内部的生态系统的竞争压力。我们可以将此类“不安全感”统称为“自觉性不安”。相比较而言，发生在“个体权利（权力）预设”上的“不安全感”是抽象的，是不自觉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常常表现为90后常说的“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就是没有安全感”等等。这样的例子其实屡见不鲜，很多现在的90后，基本都衣食无忧，在祖辈看来是什么都不缺的幸福一代。而他们，却表达了比祖辈更多的所谓的安全感的缺失，很多人都常常感叹自己什么都没有。造成此类“不安全”的直接原因，是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实现或者捍卫自己的哪些权利（权力）。我们深入发掘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自我空间的设定”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段继续论述，就“90后的集体不安”来说，我认为，与其说问题处在了“个体权利（权力）实现或保障”这一环节上，倒不如说处在了“个体权利（权力）预设”的环节上。 　　所谓，“自我空间的设定”的最基本问题，就是“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有一个测试，大家也许并不陌生，就是让你写10个“我是……”开头的句子。心理学研究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的青少年，更倾向于用人际关系来界定“自我”这一个概念。就上一个测试而言，就是中国的青少年，习惯用“我是妈妈的女儿”，“我是某某的学生”等来认识自我。而这种根据关系建立起来的自我，是流动的，是相对的。在此构建起来的“自我空间”，始终是根据与对方关系的远近亲疏而不断调整。由此衍生出来的“个人的权利（权力）”的设定也是根据不同的关系场合而不断修正的，这种权利（权力）的判断也是外向型的，即根据外部的某个人来设定并调整自己的欲求和行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鼻祖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以及梁漱溟所说的“人伦本位”讲的就是这个。 　　如果说，上述 “自我空间”的建造模式下，才有了我们说的，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式生存方式，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和近年来的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内在之间的背离，才是“90后的集体不安”的真正来源。征途题记中给出的，现在化之于某个具体生命而言的内在化表现，就是“个体化”。经济发达国家的少子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此。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Susan Greenhalgh称这种人口减少是新自由主义的，相对与福柯所说的规训权利下的人口调整。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核家庭是相对松散的，个人的权利（权力）大于家庭的礼仪。而中国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先于现代化发展，而强行推行的。这个结果就是造成个体家庭之间成员的绝对的，紧密的忠诚关系。这种模式的”核家庭”内部，父母为了孩子倾其所有，孩子就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家庭成员的价值要通过家庭的利益实现得到最终表达。而90年代以后的中国，两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