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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玲的《旅伴》情结 　　苏玲姐已离去近十个月了，我们想写点东西，开了几次头儿终未写下去，心中一直纠结着……苏玲一贯为人低调，她生前交待：人生也像小说《旅伴》中所描述的那样，聚散终有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她要求走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只需家人送送就行了。因为她的老同事、老同学多半也已腿脚不便，不要给他们和组织添麻烦……不过，为她送行那天，除了在京的家人和亲戚之外，表演艺术家于洋同志的夫人、86岁高龄的杨静，以及苏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张福生和干部处的两位代表，还是赶到了医院告别室。杨静说：“我和于洋听说苏玲病逝的消息非常痛惜，于洋来不了，我怎么也得代表他一起来给苏玲送送行，为着我们同曹老、同苏玲几十年的友情……”张福生说：“出版社许多同志听说后都要来，领导出面劝阻说这是苏玲自己的意思才做罢。我和苏玲一起共事了几十年，她就像老大姐一样，我不能不来……”苏玲有知，也会欣慰的。 中国论文网 /7/view-7230489.htm 　　苏玲静静地睡着，平静而安详，没有怕赶不完编写父亲年谱的焦虑与不安。我们把一束素菊轻轻地放在她枕边。或许是由于头上那顶浅色毛线帽罩住了她的白发，使她本来就娇小的身子显得更加娇小，人也显得格外年轻，就像当年父母膝前的乖乖女……忽然，早被岁月冲洗得干干净净的那声召唤，像自天外穿越时空闯进耳鼓：“嘿！我这儿也有一封，帮我拿去一块儿发！”…… 　　在告别室脑中闪过的这个细节，后来多次出现在脑海。屈指细算，那应是20世纪40年代，我们姐弟俩和父母住在南京中苏文化协会，父亲正在主持编译苏联文学书籍。1947年暑假的一天，父亲让我去邮局寄两本书，苏玲听到，便喊着说她也有一封信让我顺便带去……后来才知道那时她正翻译《旅伴》，而且每天不完成父亲规定的数额还不许出门……那年春天，父亲在苏联文学刊物上读到了女作家薇拉：“那时可真苦，就像被关了禁闭，想溜出去看场电影也不行……”由于英文版删节较多，还有不少与原文有出入，父亲便根据俄文一一校补订正。苏玲在她后来写的《我与〈旅伴〉的难忘情结》中说：翻译过程中“父亲教我怎样用字典挑选词义、遣词用字；如何处理长句，避免生搬硬套，洋腔洋调；如何挤去译文中的水分，做到凝练简洁，不拖泥带水”。她就是这样通过翻译实践，认识了小说中那些普普通通又令她终生难忘的“旅伴”的同时，也一点一滴学习着文学翻译的入门知识，直到后来成长为英语、俄语都精通的“资深翻译家”。 　　薇拉 潘诺娃1905年生于前苏联罗斯托夫市一个普通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未受过正规教育，她的学养全凭借自学。她很早就读了普希金、涅克拉索夫等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自1922年起开始在当地报纸上发表短文和剧本。1944年因战线推移，迁居莫洛托夫市，并在当地报刊发表小说《比洛日科夫一家》。同年末，市作协分会指派她以《星》报记者身份到全国模范军用救护列车――“三一二”号列车上协助编写经验总结。她随车生活了两个多月，前线、后方往返跑了四次，完成了领受的任务。战后，这列救护列车退役时，其中两节车厢连同车厢内一切设备，原封不动地被送进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专门修建的国家“救护防卫博物馆”，作为永久的展品。潘诺娃也依据当时积累的资料，结合自己的体验与感受，用艺术的架构和真挚朴实的语言创作了小说《旅伴》。正如她所说：“我同这些人一起生活过，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劳动与功勋。我不能不写他们，因为他们进入我心里了。” 　　《旅伴》的架构很有特色。全书分“夜”“晨”“昼”三部分――除时序之外，也隐喻了战争进程。各章均以小说人物的名字命名。这些人都是在战争爆发不到两周的时间，被匆忙聚集到这列救护列车上，成为“旅伴”与战友，并仓促投入战斗的。直到1945年4月红军攻入柏林，和平曙光已露时，他们终于接到胜利完成使命的通知。这些“因战争而聚”，共同战斗了四年的“旅伴”，又“因和平而散”，各自收拾行装，依依惜别，怀着对这四年艰苦战斗生活中结下的深厚情谊的眷念和对未来和平生活的憧憬，去迎接重建家园的新的战斗。全书没有一个系统、连贯的故事，即便是政委丹尼洛夫，小说以他开始、以他结束，但他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说的主人公。小说的主人公实际上是列车上所有的人，甚至是那些不知姓名的士兵和担架队员。作为个体，他们都是普通公民。如政委丹尼洛夫，战前是某工厂的领导，战争一爆发，他原想去前线，上级却派他担任这列救护车的政委。他工作严肃认真，有领导能力，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与生活环境的差异，他对身为知识分子的医生们存有看法，但他很尊重他们，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终于将原本陌生的，不同年龄、修养、个性和经历的人团结成一个整体。当列车在前线时，他们没日没夜地全力抢运、救治、护送伤员；而当空车由后方重返前线途中，他们又抓紧时间维修机车，清洗车厢、被褥，将列车布置得整洁、舒适，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