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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老舍作品中的“日常生活用品” 　　老舍作品中“京味儿”语言艺术，一直为广大学者所津津乐道。但是针对其小说中“日常生活用品”的解读却很少。日常生活用品最容易被人忽略。分析老舍作品中的“日常生活用品”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透视作家的生活状态，理清本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北京地区乃至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脉络。 中国论文网 /6/view-7144283.htm 　　一、日常生活用品是“京味儿”文化的奠基石 　　冯燕庆（1995年）在《老舍作品中“京味儿”的文化蕴含》中主张：“京味儿”应该以北京普通市民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①“提笼架鸟”、“遛弯儿”、“斗蛐蛐儿”等都是老北京的民俗。民俗属于文化生活范畴；而确保文化生活得以顺利进行的就是物质。 　　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够形成地方特色，主要取决于所描写的生活、人物和运用的语言等因素。②（傅桂禄1996年））而且应该是普通人的生活、平凡的人物、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他在《论老舍作品中的民俗描写》中列举了很多老舍作品中的老北京民风民俗画。但只是停留于表面，没有深入解析。《四世同堂》中描写了寡妇再嫁时须“跨火盆”以驱邪求福，“火盆”就是一个具有浓郁北方特色的日常生活用品。 　　曾参与《老舍语言辞典》编纂工作的满族专家孟琮认为：老舍通过市民阶层的爱好来塑造北京市民的形象。③生活水平中等以上的北京人有条件欣赏北京传统工艺美术品，以书画和磁器为主。《四世同堂》中，祁家的摆设就有大磁瓶、楠木或梨花木器等。 　　老舍不仅描写日常生活用品，还以日常生活用品设喻。《老舍小说中比喻的深层次特色蠡析》（刘长河、刘春梅）一文：“老舍擅长以土俗贱物为喻体，既通俗易懂，又幽默风趣。”④如：“把小胡子哭得像卖麻花的那把小糖刷子。”（《二马》）把主人公的哭相刻画得饶有风趣。一些喻体原本都是俚俗土白，但一经作者点石成金，便成了形神兼备的艺术佳品。杨朝晖先生认为老舍尤其注重“人伦日用”的中国，⑤他在自己熟悉的天地里创造北京文化，将北京城各种外显内隐的行为符号化。 　　二、老舍作品中日常生活用品的主要特征 　　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角度来说，作家的生平经历都会反映在其文学创作中。老舍的人生可以概括为两个词：“满族”和“贫穷”。 　　1.老舍作品中日常生活用品的满族文化特征 　　美国著名学者宁承恩先生有言：“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三百年中满洲人有三位杰出的小说作家，可称为满洲三杰。第一个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第二个是《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第三个当推老舍。”⑥把老舍与曹雪芹、李汝珍相提并论，是极高的评价。 　　严革以《正红旗下》为例，从宗教祭祀、娱乐消遣等方面将作品中的满族文化作了分类。 　　宗教祭祀：满族以女真人为主，女真人信仰萨满教，因此家中少不了佛爷匣、祖宗板、祖宗架木条等物。还有萨玛唱歌时，众人伴奏用的板、佛香、雕花大佛龛等。 　　娱乐消遣：满族实行八旗制，旗人的兵饷是钱粮与俸米，因为是定期发放的所以被称为“铁杆庄稼”。满族入关后，旗人衣食无忧，把主要精力放在玩牌、提笼架鸟、闻鼻烟等消遣娱乐上。工商各业为投其所好，竹编的鸟笼，磁器的鸟罐等玩意儿越做越精。《正红旗下》中那位四品顶戴的佐领一说起鸟笼子的制作方法便侃侃而谈。他鸟笼子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以及清除鸟粪用的小竹铲都考究得像艺术品。 　　满族人还喜闻鼻烟。《正红旗下》中的福海二哥不动烟酒，在友人让烟让酒的时候，就拿出鼻烟壶。满族发展壮大后，工艺精巧的鼻烟壶应运而生。鼻烟壶内还有巧夺天工的彩篇，堪称一绝。 　　在满族贵族生活中，娱乐消遣喧宾夺主，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老舍在作品中刻画了一代满族没落贵族们空虚无聊的生存状态（已不能称之为生活状态）。这个曾因骁勇善战而称霸中原的民族，最后沦落为成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完全丧失斗志的“八旗子弟”。他们把时间精力都花费在玩物丧志的事情上。甚至旗人妇女也人手一个“燃着兰花烟”的烟袋锅子。 　　这些原本只是为一时消遣而生的“玩意儿”，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成为满族人一刻都离不了的日常生活用品。满清贵族从统治阶级到“寄生虫”的衰败事实不言自明。 　　2.老舍作品中日常生活用品的贫穷元素 　　于昊燕在《论老舍童年经验中的贫穷元素》中提出：“对一个作家而言，童年记忆会在创作中留下多种印迹。”⑦老舍分别在《四世同堂》、《小人物自述》、《正红旗下》中描写了他在小羊圈的生活，对小羊圈的一切都有精确的表述。例如《四世同堂“破”字反映了他的创作心理。老舍是城市贫民出身，他从小就经历了贫苦，又耳濡目染他人的贫苦。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成就了他对穷人的独特视角：既揭穿其身上的劣根性，又真心热爱着他们。 　　三、老舍作品中日常生活用品的语法形式 　　老舍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在语言运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