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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宪守护读书人的体面 　　平心而论，外号“老六”的张立宪长着一张并不文化的脸。对陌生人而言，这个河北汉子更像是一名民警，而不是一份杂志书的主编。否则他的河北老乡高群书不会在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的电影《神探亨特张》里邀请他领衔主演。 中国论文网 /6/view-7254803.htm 　　但老六却是北京文化圈内实打实的名人。2005年，在新闻和出版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六如顿悟般放弃了高薪工作，自立门户，创办了符合自己理想的出版物――《读库》。 　　《读库》取”阅读的仓库”之意，是每两个月出一辑的杂志书，刊载历史、文化类非虚构特稿。在传统出版业遭遇寒流、业内人士频问“杂志书还办不办得下去”的今天，《读库》依然稳步前行。 　　即使《读库》关门 也能看淡 　　这个答案一定不包括他创刊之初的状态，那时老六的资金并不富裕，出版业的寄销制要他提心吊胆半年才能回款；他的作者和选题也很有限，一位作者“拖延症”发作，就可能让一期《读库》难产。 　　2006年，正在德国海德堡的他曾在博客里写道：“后半夜全部在打各种各样的电话，试图解决各种问题。晨曦初露时，我坐在阳台的一把椅子上，心力交瘁，几乎有一种撑不下去的感觉。我甚至想，为什么一定要做这行呢，摆摊卖冷饮是不是也比这样舒心？” 　　比他高一级的人大新闻系师兄、著名足球解说员刘建宏曾在不少场合提到老六的这段经历，他说，中国足球今天面临着跟老六当年相似的绝境。那么，中国足球也应该学习老六的坚持和勇气。 　　老六对师兄的抬举有些惶恐，如今他早已得心应手，以《读库》的品质借助网络的传播力，在14亿人的中国找到四五万读者并非难事。他没计算过《读库》的发行量至少要达到怎样的水准才是维持运营的临界点，只是说：“在当下的阅读氛围中，找到一群爱看书的人本身就意味着一些美好的东西。” 　　老六的一些选题的确不怎么经济。他策划《青衣张火丁》的画册总共历时五年，耗资百万，动用十余位摄影师，转战五座城市。最后，他干脆租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的舞台，把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道具都拉来。五天时间内，专题拍摄。而这本定价660元的画册要收回成本无疑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2013年，他又和上海电影译制厂老艺术家们合作出版有声读物。老六说：“如果说完全没有商业考虑是不切实际的，但跟那些追求快销的出版物相比，我更觉得自己有责任让这些声音、画面保留下来。因为时间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老六36岁时创办《读库》，出发点是办一份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刊物。“做《读库》应该是让我摆脱对金钱的算计，而不是加重对金钱的算计。如果我现在还计算兜里有多少钱，要不要上市，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有质量的生活。”他说，即使《读库》某天关张大吉，到了他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看不开的地方。 　　2011年7月，北京暴雨，山洪让《读库》在房山区的库房损失惨重。曾有媒体报道，《读库》库房八成库存都被冲走，仅余两成泡在淤泥中几近损毁。当天人在上海的老六，到了半夜2时，就安然睡下。后来朋友安慰他，他说就当是给老天爷打了两年工。 　　“《读库》办不下去了，我也能活得好好的。没有惋惜，没有想过办成百年刊物。我们有计划，但做不成也不会觉得欠了谁。我们去约稿，人家不接受你，不接受就不接受吧。撒下去100颗种子，可能只有1个结出果实。” 　　惟有发现一篇稿件的潜在价值，经过与作者的沟通，编辑出来，再通过美编印制，发行到读者手中，最后获得读者反馈的过程是让他至今沉迷不已的享受。从《读库》创办至今，作为主编的他一直是惟一的一名专职编辑。 　　“我就是一名编辑。我也适合做一名编辑。”老六从不怀疑自己是一个出色的编辑。他很意象地表达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种树的过程。先选好适合的土壤挖坑种树苗，之后的日子里有规律地浇水、剪枝、施肥，静静等待它一点点长高，越发茁壮。” 　　他的另一位人大新闻系同学、央视主持人张斌在微博上回忆说，“大约十几年前，老六说有本书很棒，是以色列前总理所著的《梅厄夫人自传》，找来找去新华社曾经小范围出过，书籍破损严重。前几天老六给邮来最新版本，他是策划编辑，人生至此，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真好。” 　　读书人的体面 　　虽然老六常说，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书看得多就有优越感。但言谈中，他藏不住一份属于读书人的骄傲。他聊到一个被他称作“种族主义”的观点：坐经济舱的人在玩ipad的时候，坐头等舱的人常常在看书。他没有对这个观点做任何评判，但说起不爱看书的人，他抬起右手做了个告别的姿势，坏坏地调侃：“祝他们幸福！” 　　或许正是这份骄傲，让老六成为一名拒绝轻佻的人。以书为业的老六不愿意给读者推荐书目。“现在我每天打开十本书，有七本是同行送的。我不能多说话。” 　　老六觉得，这不体面。他可以看淡《读库》的生死，却放不下一份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