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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等待 　　290天过去，仍一无所获。在等待的过程中，有4名中国家属因年迈加受到刺激过世，记录例会内容的家属已用完了两个A4大小的笔记本。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从空港上方呼啸而过，盖过站在屋外的家属的谈话声和哭泣声 中国论文网 /5/view-7158984.htm 　　“目前两个船只总共完成的搜寻区域是2955平方公里，毫无发现。”马来西亚民航局代表黄泉隆例行告知MH370航班乘客家属最新的搜寻进展。 　　底下是习惯性安静，穿插着个别家属嘀咕，“每次都这么个说法”。 　　这是2014年10月31日马来西业政府和马来西业航空公司（以下简称“马方”）与乘客家属的一次例会，地点在北京顺义区空港物流基地的一处办公楼（以下简称为“空港”）。 　　290天过去，仍一无所获。在等待的过程中，有4名中国家属因年迈加受到刺激过世，记录例会内容的家属已用完了两个A4大小的笔记本。 　　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从空港上方呼啸而过，盖过站在屋外的家属的谈话声和哭泣声。 　　2014年5月2日，马航宣布关闭在北京的家属服务中心，MH370失联事件渐渐淡出公众视野。 　　马方和中国政府租下在空港一栋三层小楼。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时30分，家属聚集在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和中国外交部派出的一名参赞以及一名中国律师见面。这边结束后，又下一楼到另一个房间参加由马来西亚政府和马航共同主持的会议。 　　这就像日常工作一样。 　　来自安徽毫州的59岁的张先生和59岁的高女上两夫妇，早晨8点左有从位于北京通州的出租屋里出发，换5条地铁线，坐33站到达顺义的南法信站，走上半小时，到达空港。单趟的“通勤”时间是3个小时，全赶在了高峰时间。 　　家住北京东城区的姜辉要是过去，会顺带捎上从天津过来的徐京红和住在北京朝阳区的戴淑琴，有时还有其他家属。戴淑琴会带上自己做的面食，给大家作为午餐。 　　偶尔戴淑琴一个人去的时候，家住北京顺义区的张勇利会开着自己的电动三轮车去车站接她。为了能多接儿名家属，张勇利买了一块备用的电池。 　　来自内蒙古的李强（应受访者要求化名）每隔10天左右会和姐姐李琴（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姐夫一起，搭乘9个小时过夜火车到北京西站，然后换乘地铁2个小时拎着行李箱到达空港。他们会在北京住几天，和其他家属们聚一聚，相互安慰和鼓励。 　　已经离异的孟女士从哈尔滨直接住进了独女在北京的出租犀，每周一三五来空港等消息，二四六日则呆在出租屋里。“这就是我的工作”，她说。 　　奔波往返，他们得到的总是那一句话：“目前没有新的进展”。 　　在浩淼的南印度洋的搜救，对大部分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家属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根据通报，目前船只已经对超过4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进行了搜索。截止到2014年10月31日，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对超过15万平方公里的搜索区域进行了分析和绘图，用于未来的搜索工作。 　　10月29日，乘客张晓蕾的父亲接到马航电话，对方告知在印尼西海岸发现疑似NH370飞机的漂浮物。他决定在10月31日向中国政府和马方递交白己的诉求――希望能去发现漂浮物的地方看一看。 　　不少家属也收到了这样的电话，都希望能去看一看。但这是一场误会，来自澳大利亚联合机构协调中心最新报告显示，并没有发现疑似漂浮物的信息。 　　马航代表表示，很有可能是因为10月31日的搜救报告最后一段信息造成的误解。这段信息只是提醒印尼西海岸的有关当局注意漂浮物。“他们打电话的人是根据英文翻译给大家听的，中文表达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好。”马航代表解释说。 　　这是让家属们普遍对马航生气的原因之一。“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有家属这样抱怨。希望、失望的轮番交替，让家属们备受煎熬。 　　家委会代表姜辉感觉马方在工作方式和态度上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不一样了。（家属支持中心）的职能只是记录问题，整理问题，反馈问题和答复问题，这也成了他们一切问题的挡箭牌。” 　　无法依靠马航拿到更多信息的家属们，决定寻求法律的帮助。 　　美国空难家属联盟的3名成员曾经在2014年4月中旬和家属见面，勉励他们团结起来给官方压力，获取更多信息。 　　尽管中国政府一开始就派出中国律帅团帮助家属与马航谈判，但乘客家属刘婉伊（应受访者要求化名）对此不看好。在她看来，中国律师对打国际航空事故官司并没有经验。 　　在刘婉伊的牵头下，几个年轻的家属对比了10多家国外律所，最后集体投票选出了三家。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律师事务所Podhurst Orseck的合伙人史蒂文思（Steven Marks）即是其一，史蒂文1997年11月的新加坡胜安空难事件和2009年6月的法航空难事件。 　　姜辉迟迟没有行动，他内心还很抗拒，“一旦签约，家属需要准备很多资料，包括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