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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學術評鑑下的學術生產 周 平 ‘We now encounter the second fallacy—ranking, or our propensity for ordering complex variation as a gradual ascending scale…But ranking requires a criterion for assigning all individuals to their proper status in the single series. And what better criterion than an objective number?’ ‘Numbers suggest, constraint, and refute; they do not, by themselves, specify the content of scientific theories. Theories are built up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umbers, and interpreters are often trapped by their own rhetoric. They believe in their own objectivity, and fail to discern the prejudice that leads them to one interpretation among many consistent with their numbers.’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ment of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4), pp. 26, 74. 文字塑造我們的一切，當妳開始採用這種語言，就是開始塑造你的心態、理念和心智模式，也就是塑造你的世界觀。 無論是為了擬定公共政策，進行消費者研究，或是評量計畫成果，所有全球化菁英都採用社會科學的語言和技術，形成議程，解決管理或計畫上的問題。總之，社會科學的定量、組織與評量技巧不但提供了權威，證明這些機構的合法性，也提供了完成日常工作所需的詞彙。 ? ? ? ? ? ? ?James Hunter, Joshua Yates Slaughter和Leslie（1997）在其所著《學術資本主義》中，將資本主義定義為：「因應政府在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的逐漸下降，研究型大學願意更多與商業界及政府之間締結商業創發結盟關係，其成員則必須更多外部競爭（與市場相關研究密切結合的）應用的、商業的、策略的、目標導向研究、服務的契約，及爭取與工業、政府進行科技轉移的合作，或招募更多願意支付高學費的學生等資金來源。凡此種『高等機構與專業學界對爭取外部資金的市場式策略或類市場（market-like）的努力』即為『學術資本主義』的涵義」（Slaughter Leslie，1997）。 以美國學術標準和語言為標竿，台灣官學界領導菁英共謀出各種規章，創造各類學術評鑑制度（如教師升等、續聘、期刊審查評等、大學評鑑等）來對高等教育機構和學者進行優劣排序，並以此進行龐大的資源分配，及建立個人獎懲與校系退場機制。這些不是本土學術環境所生長出來的數字化標準，卻宣稱具有客觀性和精確性，注定要引起本土學界的強大反彈。除非台灣學術界已有共識，將台灣定位為美國學術社群的附屬單位，否則沒有理由作如此粗糙的規劃。 從全球冷戰體制確立以降，台灣由於反共親美而長期與美國資本主義的市場、國家意識型態和軍事部署。美國文化因而深深嵌入台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當中。 在1990年之前，台灣的知識菁英也有多達80-90%是留學美國，這些人回台後所帶來的是美式的學術生產風格，其中的規章、知識分類、論文格式等無不效法美國。當然也不免習染了冷戰格局中的國家意識型態。蘇聯、東歐共產政權垮台之後的後冷戰時期，國家意識型態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市場化所取代。 市場化邏輯開始侵入高等教育，以致學術生產力的衡量標準也逐漸向經濟部門的成本效益邏輯靠攏。受美國影響的市場化學術在東亞各國成為新的發展方向。知識的生產也被賦予了提升國家競爭力的使命。在這樣的氛圍下學術生產只得向特定的量化指標看齊。國家則以國科會、「卓越計畫」、「世界一百大」、「五年五百億」、合併等手段為誘餌，威逼利誘各大學向著量化的評鑑標準看齊。 主要的學術評鑑 1.對各個大學的總體評鑑以及轄下各單位的所系評鑑。 2.不同學科與學門的評鑑。 3.個別學者研究成果的評鑑。 4.對學術刊物的評鑑。 在學術出版方面，杜正勝在〈全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學術及教學評鑑〉中為期刊、專書和會議論文的等地優劣定了調。他指出： 評比期刊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