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专的《红色国际幽默》和英嘉-斯瓦拉-托斯朵蒂尔的《托斯女儿粉化.docVIP

吳山專的「國際紅色幽默」和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爾的「托斯女兒粉化服務」 吳祖拉-潘漢斯-比勒 (Ursula Panhans-Buehler) 吳說：「妹妹今天停水。」 妹妹回答：「粉狀水。」 當吳山專於1990年來到西方後，在冰島的雷克雅維克結識了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爾(Inga Svala Thórsdóttir)。後者在巴黎看到了杜桑(Marcel Duchamp)的雪鏟。這件作品名為《斷臂之前》，作為「現成物」(readymade)，乃是對其功能性的喪失的一種諷刺性的虛假解釋。出於對藝術公開的角色的懷疑，英格-斯瓦拉認為，博物館和觀眾具有使藝術品「點石成金」的能力，而同時也使它們成了無用之物。所以人們應該重新使用杜桑的《噴泉》。吳山專笑著提醒說：「噴泉需要水，而且它是給男人而非女人用的。」並且自告奮勇，來擔任「放水」的角色。不久兩人就遷往漢堡，在那裏的藝術學院開始新的學習生活。 在西方，藝術家夫妻檔自六十年代初就已經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了。就英格-斯瓦拉和吳山專而言，兩人對藝術觀念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有著共同之處。不過儘管如此，他們在工作方式上還是保持著各自的藝術獨立性。在1990年到2001年之間，想法的交流在他們之間就像乒乓球一樣快速地來回傳遞，並進一步體現在他們共同的藝術構思和展覽中。 早在兩人合作的初期，英格-斯瓦拉和吳山專之間關於「物的狀況」的討論就已經深化到使他們生出「物權」的構想。而其起點，正像是聯合國1948年通過的《人權宣言》的前言中所說的那樣，乃是由於當代史上發生的：「對人權的侮辱和輕視導致了種種野蠻的暴行，踐踏了人類的良知。」現在到了一部《物權(宣言)》出臺的時候了，為的是抵制對物權的「侮辱和輕視」。這個想法在吳山專和英格-斯瓦拉的許多藝術項目中都有所體現。到了1995年，他們開始寫出一部正式的《物權》宣言，並全力以赴地將「人權」轉譯為「物權」。這部宣言在1999年以袖珍版本的形式面世。就像監獄中囚犯們和外界互相傳遞的秘密通信一般，它甚至可以被收進最小的口袋裏。其封面是配有吳山專「完美的括號」的「物權」標誌，背面則是版權所有的聲明：「托斯女兒粉化服務/國際紅色幽默」。 人們也許認為，這不過是一種新達達主義的把戲，簡單地在《人權宣言》中將所有那些表示「全人類」、「每人」、「無人」、「男人和女人」、「家庭」、「人民」、「人性」的詞改為表示「物」、「物們」或「全體物」這樣的詞就行了。然而兩位自封為「物權」代言人的藝術家卻將這部宣言仔細地加以分析，列出專用術語表，尋找同義詞，解釋其與每一單獨的藝術項目的關係。這一補充工作需要經月的努力。不過這麼做的效果很明顯：幾乎兩人所有的藝術活動行為都由「物權」出發或是受到其啓——「吳說：『妹妹今天停水』/妹妹回答：『粉狀水』」——就引出了「二手水/二手真實」的項目，它和「物權」關聯重合。由此我們把「物權」作為出發點，來介紹這兩位藝術家的合作。 闡述《物權》的語言顯然要比闡述《人權宣言》所使用的語言難得多。因為對物而言，用人的語言來為自己服務，這著實不易；而作為「物權」代言人的作者，他們在表達「物權」時也無法做到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我們先來摘錄《物權》的〈第一章〉：「就位置和權利而言，全體的它（物）都是自由自在和一視同仁的。全體的它都被賦予一種當然性和存在的權利，而且相互之間應該以物性的原則被加以對待。」《物權》的闡述使用的是一種古式的文言體：「是」這一詞用「is being been」而不是用「has been」或「is being」來表示。拗口的過去的形式同樣給接下來的章節打上了印記：諸如「shall be being made」，「shall not be being」，「shall be being been 」，「has being hat」這樣的詞的出現，比比皆是。這種語言的過時性，其目的在於強調兩點重要之處。一方面儘管《物權》一文的出現較《人權宣言》晚，但「物權」的存在卻要早得多。我們從吳山專的「觀光者信息」中就可以了解到這一點：「另外（...）他（吳山專）和許多其他人都要比其它許多造物晚到這個世界上來」，而「地球」的出現甚至還要早。另一方面，「是」這個詞的動名詞形式「being」也對應著物的「慣性」。如果沒有外力的推動，物是不會自己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的。所以這裏涉及的是一種「有效變化」的過程。 借助於藝術家編寫的專用術語表，我們得以更好地了解《人權宣言》和《物權》之間的區別。「生而自由」變成了「自由自在」；行為自由變成了不受限制；「自由」變成了「慣性」，亦即惰性；「奴性」變成了「單調」或「單一」，讓人不禁聯想到「單性繁植」這個詞。而「降格」則變成了「高等物」和「低等物」，即由我們做成的貴重的偶像和沒有價值的東西之間的一種分裂。「放逐」變成了「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