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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与国家战略改革 （草稿）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理论一直在创新以符合时代的要求，当然理论总是有局限性的，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再到四个全面，也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过程。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也可以这样说，“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今天主要讲三个问题，四个全面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 序言—演进流程 演进表格： 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对这个时代的判断（意识形态淡化的时代） 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重要。很多人说中国太意识形态化了，其实正相反，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太弱。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左的、右的多得不得了。政府本应该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可惜的是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而在理论建设方面则乏善可陈。 中国共产党以前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就是组织。现在光靠组织的力量，淡化意识形态，这是很难持续的。实质上从十六大以来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思想，可是思想并没有紧密的和现实结合起来，就无法深入人心。 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需要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人永远比制度聪明，人总可以找出逃避制度制约的办法。比如腐败一直在治理并推出条例却越反越多，制度的制约力明显缺乏有效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也好政治生态也好，意识形态的构建总体上是失败的。 法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ＩＦＯＰ对20个国家的“成功”做了调查，中国73%认为成功的标准是钱，这个数字20国的平均比例是34%，美国和日本大致一样是16%，瑞典6%。这个调查准确与否不纠结数字，扪心自问想想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最爱钱的民族属于我们。我们这个社会管理起来治理起来难度有多大，不仅是老百姓，官员也爱钱。我们正在丢失应有的价值，无论是党章的价值还是宪法的价值都没有树立起来，这是个大问题。经济发展的再好，发展的目标方向不明确，发展的持续是难以进行的。 其实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适合中国的，关键是转变宣传方式。中国的自由主义看似强大，其实早就遇到发展瓶颈了。中国到目前为止，社会中有很多自由成分，意识形态非常多元化，这些都是自由的因素，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去研究这些新现象，不去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拿着西方的理论来衡量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就好像拿苹果来衡量橘子，说橘子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像苹果。自由主义如果拒绝本土化，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中国，有权的、有钱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他们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场化的危害。有钱的人不需要医疗保障，有权的人本身就有医疗保障，公共物品是为穷人服务的，穷人没有话语权，谁会愿意发展公共服务呢？公平地说，新自由主义对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一定正面作用的，但新自由主义侵入到公共服务领域，把公共服务取消掉，这就非常糟糕。中国目前提供公共服务不是没有钱，而是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就是 因为穷人缺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中国学者常常说资本主义民主，好像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体的，其实民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制约力量。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根本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各种主义本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只是乱套西方的理论。 本土化是关键。中国发生这么伟大的转型，社会科学界却不去认真研究中国社会，只是用西方的理论瞎解释。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永远不能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那中国就永远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具有美国化的倾向，美国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像中国那样“美国化”，它允许各种理论互相竞争，看哪个理论更能解释美国社会，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社科界就是完全把美国的理论拿过来。这非常危险，不仅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建立不起来，还会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引进西方的理论，到现在依然如此，什么市民社会理论，什么统合主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全都是西方的。把西方理论硬套到中国实践上，就是我常说的把苹果皮贴到橘子身上。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意识到中国实践是研究主体，中国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包括民主理论。中国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就是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论，原因就在于只是拿苹果来批判橘子，而没有解释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