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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行政法治的十二条基本经验 作者：杨海坤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9-12-7 9:59:13 阅读量：307次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经过30年坚持不懈的推进,到了质的飞跃的关键时刻。我们不仅面临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代,而且面临一个新的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时代。中国政府在确保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民主和法治。而行政法治作为依法治国方略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已经成为实现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和基础性工作。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依法行政、实行行政法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其基本经验至少可以总结为以下十二个方面： 一、首先应该实现宪法体制下的行政法治 　　宪法体制是行政法治建设的基础,对于行政法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而行政法治则是实践宪法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行政法常被称为“活的宪法”、“动态的宪法”、“宪法的具体化”。现在行政法学界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法治行政的灵魂是宪政的理念;如果没有宪法作为基础,则行政法无从产生,或至多不过是一大堆零乱的细则;如果没有宪法的指导,我国行政法也不可能朝更民主、更有效的方向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要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他最近提出政法工作必须奉行的“三个至上”中有一个过去容易忽视的“宪法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实行行政法治必须在观念上、行动上都做到“宪法法律至上”,法治政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二、必须实现司法监督下的行政法治 　　行政法治的血液是法治精神,而法治精神的培养和生成离不开司法对于行政必要的监督,这也是我国30年来摸索出来的重要经验,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司法监督作为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制约的制度,其功能在于保障行政行为符合宪法和法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之后,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建立一个独立、客观、公正的裁判机构,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因为“司法审查具有全局性、普遍性和持久性,使政府感到责任重大———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包括赔偿责任)”。[i]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行政诉讼制度从无到有,从应对简单的行政纠纷到成熟处理复杂的行政纠纷,从处理国内行政纠纷到处理复杂的涉外行政纠纷,说明我们的行政法治正在逐步建立和形成,其重要建立渠道就是通过司法对行政的必要监督。 三、必须实现授权与控权相统一的行政法治 　　中国的行政法治必然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它既要改变以往重权力、轻权利的单纯管理论,但也要防止走向只强调个人权利自由、抵制政府必要管理的单纯控权论。中国行政法治应该是对行政既授权、又控权之间的统一。其实,早在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会议”上通过的《德里宣言》就集中反映了各国法学家对“法治”概念的共识,该文件对于“行政法治”概念的共识更加贴切:“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护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当然,在当代的中国,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重视行政法治中控权职能的发挥,因为这样做,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总之,我们既要注意以控权为重心,又要实现积极的动态的包含“善治”内容的行政法治。在不久前成功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上,我们非常成功地将奥运期间相关事务的管理全部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特别是对治安管理、交通管制、安全保卫、环境治理、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等重要事项纳入管理范围,做到了授权与控权的有机统一,做到了维护秩序和保障权利的有机统一,从而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有关经验我们务必认真总结。 四、必须实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行政法治 　　法治发展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形式意义的法治概念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概念。起初人们理解的是形式意义上的行政法治,认为只要遵守已经通过的法律,就算实现了法治。但人们很快发现:仅仅有立法的形式还很不够,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法可依的“法”必须是良法,是高质量的法,是能够保障人权、制约政府滥用权力的法。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有了法制,而首先在于要有良法。在行政法领域,如果我们光在表面上有行政法的条文可依,以及有一套执行机构和一批执法人员,但实际上没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其结果仍然可能走向行政法治的反面。最近,个别地方,发生了一些群体性冲突事件,究其原因,往往是立法有疏漏或者执法有偏差。因此,我们今天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建设中国的行政法治其突出的涵义就是要空前地强调:行政法治的精髓在于充分保障人权,尤其在“国家尊重和保证人权”写入宪法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行政法治更要强调其行政法治的实质意义,使形式意义的行政法治服从并融合于实质意义的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