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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３０年刑事法治研究 关于刑法立法解释的若干问题 张波＋ 所谓刑法立法解释，在我国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刑法规 范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的特点是，在主体上由立法机关进行，在内容上受 制于被解释的文本，因而处于立法和司法的中间地位，既具有立法的部分特 征，又具有司法的部分特征。可以说，立法解释具有分裂与重合的性格，是 立法和司法的奇异的混合体。因此，立法解释也产生了种种的问题。  一，  立法解释权的法律规定及其理论争议  １９８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本文中，以 下简称１９８１年《决议》）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 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 以规定。另外，该决议同时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享有司 法解释权的规定和现实，设立了二者冲突和争端的解决机制：如果最高人民 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发生原则性分歧，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或决定。 根据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６７条第２项和第４项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不仅有权制定法律，还有权解释法律，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全国人大常委 会自己制定的法律，还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 ２０００年《立法法》第４２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这里规定的法律解释权，只能狭义理解为立法解释权。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权，虽然宪法和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但 是，理论上对此却有不同的意见。 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立法解释权的观点大多认为，根据我国立法法 的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法律解释权，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立法、司 法、行政多个部门齐抓共管的现象，不仅造成解释的混乱，也违背了宪法和 立法法的规定，法律解释权统一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 定会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长期虚置或实际旁落的情况有所改观， 并在今后的现实生活中形成制度，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浙江省委党校法学部讲师。 ①参见钟丽娟：《也谈法律解释），载＜理论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关于刑法立法解释的若干问题 在刑法学界，有学者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认为应加强立法解释而弱化 和限制司法解释，如李国如博士认为１９９７年刑法之前的刑法解释现状是： “立法解释十分薄弱，司法解释异常繁荣，自由裁量受到限制。”这是一个 “被扭曲了的体制”，因此，应该在罪刑法定主义的指导下，“构建一种以法 律条文为界限，以立法解释为主导，以法官的适用解释为主体，以最高司法 解释为补充的刑法解释体制。” 笔者在刑法立法解释出台之后，也主张立法解释的加强是一个正确的 方向。 但是，也有很多批评立法解释的意见，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工委成 员之一的陈斯喜也出人意料地认为应当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权。 著名的法解释学学者陈金钊教授从三权分立的角度出发，认为，根据法治的 原则，权力应合理分配给不同的主体，立法机关的职责主要是向社会输入法 律文本，法律解释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主张取消立法解释制度，使立法 机关真正成为向社会输入法律文本、输入法律规则的机构。 还有的学者认为，立法解释其实更接近于立法，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立法，因此，把立法解释归为法律解释，是个错误，归为立法也有点牵强。 立法解释成为无所依归的游魂，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立法解释归于 消灭。还有的学者认为，解释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 的补充，甚至在某个时期通过解释权实现了立法权限的扩张。另外，即便全 国人大常委会没有立法权，由于解释在理论上的扩张性及其界限的含糊性和 不确定性，因而如何界定解释超越了立法规范的界限，转变成为一种新的规 范规定，更加成为一件人云亦云的事情，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立法权和解释权 的区分在实践中的确极为困难，这是两者区分在理论上的困境，这样的困境 成就了立法机关的解释权，加剧了两者之间的混淆，此种混淆不仅反映在通 过立法勰释达到立法修正，有时还可能采用立法修正的方式来实现完全可以 通过解释达到的结果。并且，根据宪法的规定，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 法立法权是有限的，本身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立法解释在实际的运用上， 就取得了立法的效果，削弱了刑事立法审查的严肃性，导致立法权流于形式， 根本上不利于刑事立法质量的提高。由于立法解释既具有解释性，又具有立 李国如：＜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视野中的刑法解释体制）．中国方正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４ 页。 参见张波：《论刑法修正案——兼谈刑事立法权之划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４ 期。 参见陈斯喜：＜论立法解释制度的是非及其他》，载＜中国法学＞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参见陈金钊：《何谓法律解释——对立法法中设置法律解释一节的认识＞，载＜法学论坛＞ ２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