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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背景 他是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经历，以及多年的学术研究功底，使他身兼理论与实践之长。怎样解读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和“常”？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微妙而又巨大的变化？如何解读政府的理念转变？老百姓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就此，搜狐财经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请他解析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中的巨大转型，以及它所面临的危险与机遇。 要素价格扭曲是穷人补贴富人 现在大家都在说新常态，前不久国家发展研究院还办了一个新常态论坛，您是怎样理解新常态的？ 黄益平： 　　我理解新常态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温家宝前总理曾经说我们的增长模式是不协调的、不平衡的、低效率的和不可持续的，多年来政府一直想把模式转过来，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未来更加平衡、更加高质量的增长，应该就是下一步经济新常态的一部分。第二方面，新常态可能也包括告别过去的发展方式，就是在低收入阶段，依靠低成本、靠大量的资源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但现在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直接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陷阱，以后要靠创新和产业升级来维持经济增长。所以说，在我看来所谓的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增长模式转变，二是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您觉得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经济算是进入了新常态？ 黄益平：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很难明确说从什么时候进入了新常态。我自己的看法是变化已经在发生了。举个例子，我们看到增长速度已经在不断的放慢，政府、社会各界似乎也开始接受低于8%的增长。另外一方面，我们看经济结构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比如外部账户的失衡几乎调整已经完成，消费占GDP比重在增加，服务业、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第二产业的比重，收入分配已经开始得到改善。也就是说走向经济新常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是这个过程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过去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分析，所谓的增长模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两个改革的双轨制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好处就是保证平稳过渡，不是在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关掉，这样会导致失业、经济活动滑坡等等问题。我们的做法是先把国有企业保护住，但是让民营企业更快地发展。这个策略相对比较理想，因为它令发展路径相对比较平稳。但是它也有重大的问题，虽然随着改革深入和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比重会降低，但是它的宏观效应却没有减少。 　　在1990年代，国企出现了全行业的亏损，后来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但国企全行业亏损，还导致了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1990年代初财政收入占比大幅度下降，几乎酿成一次财政危机。另外一个是1990年代末银行的不良贷款占到30%到40%。这些问题说明第一个双轨制也就是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双轨制也造成了一些后遗症。抓大放小以后解决了一大部分问题，但其实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其实是说这第一个双轨制落下来的问题现在仍然需要解决。 　　但是第二个双轨制讨论比较少，这主要是我自己做的一些研究，也就是产品和要素市场之间的双轨制。改革三十几年，产品市场都放开了，要素市场扭曲很严重。要素市场扭曲体现在对劳动力市场有干预，比如户口制度，对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区别对待。在土地市场，我们大家都知道，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转换使用方向和拍卖、出售都要有政府介入干预才能实现。能源价格的决定受到政府直接和简介的的干预。最严重的政府干预应该是在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扭曲政策在全世界都属于是最严重的。 　　所有这些要素市场扭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普遍地压低生产成本。普遍压低生产成本的一个后果，实际相当于向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变相地补贴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商，但同时向居民变相地征税。也就是说，三十几年的改革，这种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有一点类似于从居民向企业的收入再分配过程。更细一步说，其实是从中小企业向大型企业收入再分配的过程，从穷人向富人收入再分配的过程。这样一个特殊机制的结果就是投资的激励很强、出口的激励很强、生产的激励很强，但消费跟不上，收入分配不公平，环境污染、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等等。 　　我们过去看到的增长模式有两面，温总理说的不平衡、不协调、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特征，只是一个方面。但这个增长模式还有另外一面，即每年保持10%的经济增长，实际它是很成功的，甚至被成为经济奇迹。这两个方面实际是同一个增长模式的两个表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增长模式？我觉得根源就在于我们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也就是第二个双轨制，或者说非常严重的要素市场扭曲。 　　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似乎看到走向经济新常态的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收入分配好像已经开始改善，消费比重在上升，服务业开始加速发展，外部经常项目顺差已经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但是到目前为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