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路径.docVIP

“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形态，其产出规律、作用方式、传承路径等都表现出文化作为特殊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无论是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整合还是先进文化的创新，无论是文化事业的建设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地区形象的营销还是城市精神的塑造，其逻辑起点必然是对文化发展独特性的准确把握。 　　投入与产出：追求持久回报和整体升值 　　一般认为，文化的投入和产出和其他产品和服务差不多，套用一般市场规律即可。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里，文化的投入和产出并不那么直观，而是表现为近期投入、远期产出；此地投入、彼地产出；局部投入、整体回报。因此我们认为： 　　其一，在追求文化产品和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应注重从基础、底蕴等本质层面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回报能力。这种回报尽管有时只是城市形象和市民精神状态的改善，但最终将通过城市吸引力和创造力的提升表现为价值增值。文化是城市的底色，一切急功近利的创作至多只能算是“文化快餐”，应景敷衍只能增加“文化垃圾”！真正的文化必然反映民族智慧和心理的特征，反映一个时代的文明品质和精髓。不管是建筑还是音乐；是雕塑还是文字。它们影响当代，更流播后世；唤起审美愉悦，更塑造高尚情怀；产出商业价值，更创造社会效益。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地区文化建设的时候，那些传承不衰的文化经典、植根于民众的传统精神，那些在历史的岁月中结晶为“文化”的一切财富，无疑都是赋予我们再创造灵感的生动范本。 　　其二，文化作用力有自身的辐射半径，它可能跨区域或跨行业。因此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资源整合的角度注重对文化圈的研究，不仅追求单个产品、景观的收益，而且追求文化的带动作用和城市的整体升值。在某个特定区域的文化建设中，文化圈是以某个有足够影响力的文化景观或其他载体为核心而形成的一个特殊发展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不但文化自身具有厚度和活力，而且经济、社会接受文化辐射而呈现一定的发展优势和整体特色。所以，在文化圈中，无论是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或者是文化设施，都不是惟一业态。它与其他服务业态、经济形式和社会组织、行为共同构成“文化共同体”。“文化圈”也许是自然形成的，但对“文化圈”的理性解读是系统认识文化的力量和作用的方式，使人们在把握规律的前提下能动地构建新的文化共同体，更好地发挥文化的导引、激活功能成为可能。 　　其三，文化的产出常常是曲折的、间接的，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文化组织就地、直接实现投入与产出平衡成为一桩难事。文化的价值外溢，但受益者并不因此考虑拿出钱来给文化产权单位作投入。因此，政府作为地区利益的代表就必须制定适当的公共政策，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来考虑文化投入与产出的平衡。 　　经济与文化：文化是现代需求的终极满足物 　　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拿文化来卖钱，以文化为由头、媒介或手段去创造经济价值。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文化作为背景自然地或被动地作用于经济。特定的国民心理积淀、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风习等一系列文化因素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它们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精神状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效率。这种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同时又是既定的、自发的。文化背景的差异总是通过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层次，曲折地反映出来。换言之，经济活动总是程度不同地接受来自“背景”的力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讨论了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儒教、道教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阐述的实际上就是作为经济活动背景的文化因素。第二阶段，文化作为手段主动地作用于经济，像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等。企业文化是一种出于直接经济目的的文化改造和移植。企业管理者在法人治理权限内对企业实施文化创新，移植、嫁接、推行适合本企业目标和特点的文化因素，即强化既定文化背景中的积极因素，引入外生变量，以整合、生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局部文化环境，从而激励、凝聚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商业文化，就其狭义而言，它是商品生产与交换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与劳务中的人文价值，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审美观念、情感、哲学、道德精神，继而物化或人格化于商品和劳务之中，并随着商品的交换而让渡给消费者。商业文化是由消费者文化需求对于商品与劳务的反作用而形成的。由于大大提升了商品满足需求的能力，因而商业文化成了唤起并满足新需求、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的强大力量。企业文化、商业文化逐渐弱化了经济发展对文化背景的依赖程度，人们不再拘泥于古今之辩、东西之争，“发展生产力”和“利益最大化”成为其选择和创新的主题。第三个阶段，经济为文化的繁荣作贡献。当物质生活较为丰富时，文化便主宰需求。人们不仅看戏、看电影时间多了，逛书店唱卡拉ok的机会多了，而且对商品、服务、环境、管理也萌发了更多的文化诉求。他们不仅在文化活动中消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