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德蘭-東吳大學.docVIP

建構一個和平教育的文化Toward a Culture of Teaching Peace:Promoting a Cross-Curriculum Pedagogy of Peace 葉德蘭開課單位：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Education for peace assumespeace in education.Magus Haavelsrud 壹、前言： 目前國內的和平教育，經由不少學者及社會團體持續的關心與努力，雖已開始推動，然限於人力及和平學本身跨領域之性質，課程多零星散見於各大學，得以修習的學生人數自然受影響，而由於課程多半僅限一學期或一學年，其教學效果之深度與持續性皆有限。在和平教育學程或和平學系提供經過設計規劃的系統課程之前，若冀望能夠落實和平理念並使之進入主流價值，可能還需要加強其它面向的策略。 一般大眾的觀念中，或認為和平論述偏抽象、「流於道德訓示」（, 2001, p. 2），或認定其受野心政客利用、流於粉飾戰爭企圖之糖衣（葉德蘭2002）。甚至於在某些學術場合中談起時，有些人對和平是否成「學」頗有疑問，有些人或問「和平」有什麼好學的，或直言「和平」不過是理想，多談高調只是給別人製造贏面。此一先入為主之看法，常常影響了學生選修以「和平」為名的課程之意願。雖然和平學程與學系將非常有助於和平學術研究及和平教育之推廣，然即便其能順利設立，我們可能面臨和其他progressive教育相同的困難，就是前來修習的學生多半皆已認同和平之重要性，而最需要和平教育的學生則根本不會選修。此外，學程與學系之人力將極有限，加之以和平學本身跨領域的特性，大部份提供和平相關課程之教師，各有專業。面對大學學生人數年年增加，倘若修課人數超出負荷，難免有心力交瘁之嘆。 除了選課學生的難題有待解決，和平教育在主題課程（Subject Curriculum）之安排與揀選上，也面臨窘境。近二十年來教育界百家爭鳴，不斷推出多元教育、全球教育、全球公民教育、民主教育、兩性平等教育等新觀念，和平教育難以在正式教學課程中爭得一席之地；特別是和平教育之理念、內涵，多與主流當道不甚相合，更使得和平教育之推展困難重重。雖然在校園之內，仍舊存在相當數量的教師、行政人士，懷抱理想與熱誠，願意為和平教育貢獻心力，然受限於教學科目與所學領域，往往不得償願。若能由提倡和平學法（peace pedagogy），並與其他新式教育方法做聯結，則非但能進入一般非和平相關等專業學科之教學，更能正向加強和平課程所提倡的和平文化，深入培養學生與他人和諧相處、以合作取代競爭的和平價值觀與行為。 本文試圖自和平教育的理念出發，首先整理當前和平學者提出的和平教學法（peace pedagogy），其次將以作者自身經驗為例，討論將和平教學法推廣到一般非和平相關課程中之可行性，將和平落實於一般學科教學之課程設計及課堂互動之中，一則以期內化深化和平教育之理念，二則冀藉由和平教學文化將和平紮根校園，從而促使學子將其推之於社會，一同朝向和平文化而努力。 貳、和平教學法之內涵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能傷之。」《管子，兵法第十七》 西方和平教育雖可以追溯其淵源至希臘、羅馬時代，但真正蓬勃發展而普及，則在於1980年代。在核武戰爭的陰影下，北歐教師因關切軍備競賽所費鉅資擠壓了教育經費預算，而有解除軍備教育（disarmament education）之興起，而超過半數的美國及加拿大大學也提供社會暴力或國際安全等與和平議題相關的課程；許多中小學要求學生學習衝突解決及非暴力之溝通模式，拉丁美洲及非洲將其稱之為「發展教育（development education）」，而亞洲的泰國、日本、印度也逐漸發展出適合其國情的和平教育。這些教育課程認同透過教育來推動和平實踐的理念，並試圖在青年人身上發展理性、寬容、公義等現代公民的特質，以期在今日多元社會中實現和平。卜蘿克額尼（Brock-Utne, 1994）分析了多位第一線教育人士與和平學者對和平教育的看法，把各式和平教育歸納為兩類：和平議題教育（education about peace）與和平實踐教育（education for peace）。前者著重探討和平相關議題如人權、發展、國防等國際現勢（fact-oriented）與各家社會理論，其教學目標多偏向認知智能之發展（cognitive-based）。此類正式學習課程（formal learning）多僅見於大學或研究所層級，固為和平學及相關研究之主力，卻未普及至中小學（Nordkvelle,1987）。和平實踐教育（education for peace）包含範圍則較為廣泛，舉凡有助於達成和平解決衝突、泯滅暴力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