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中日关系三题.doc

一、 要用大视野、大战略来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 　　毫无疑问，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大国，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因此，中日关系的好坏不仅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具有重大的地区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全球的意义和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些，不仅东亚地区的其他国家，而且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国都对中日关系的走向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既然中日关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因此，在观察和处理中日关系时，就必须超出双边——当然首先是必须超越一己（国）之私，一时一事之争，从地区和全球的视角，从大历史、长时段的视角，来对待、来思考。关于这一点，邓小平为我们做出了表率。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把此前一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东京做出的“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考虑”称为“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他紧接着说，“第一步放在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他还说，“看得远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邓小平的这段话是对日本政治家说的，恐怕也是对中国政治家说的。对于中国的政治家、战略家以及普通国民来说，我们是否谨记和践行了邓公的卓识远见？我们扪心自问，在指责日本朝野狭隘民族主义、岛国心态等痼疾时，我们自己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时，我们是否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大视野需要大智慧。有了大智慧、大视野，方能构建出大战略。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构建对日大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日本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而扎实的研究，彻底弄清楚其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的真实状况，彻底弄清楚其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和对外行为背后的复杂动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中日比较研究，以真正做到知彼知己。为此，应当由外交决策层主导，集中全国政、军、学、商、媒诸领域的精英进行攻关，改变当前研究力量分散、研究重心不明、声音多元但噪声甚大的局面。在构建对日大战略的过程中，外交决策层应当始终做到审时度势。既审短时期，又审长时段；既度己之势，也度彼之势。在操作层面则必须整体协调，先易后难，徐图未来，特别是要内外兼修——在内强身健体，善用国力、民智和民心，对外则既长于造势，又善于借势，巧用中日关系之外的其他重要双边关系，巧用包含中日关系在内的多边关系，巧用各种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与此同时，还要十分注意外交大战略与具体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协调和配合，且勿使三者之间出现脱节甚至是彼此背离的状况。 　　二、 钓鱼岛问题能否作为个案来处理？ 　　最近一个时期，钓鱼岛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冲击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不仅两国国内民意汹汹，外交官员、政府要员态度强硬，而且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议论纷纷。 　　无论是基于历史的经验，还是依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样不能回避的是，中国对该岛失去实际控制权已经有数十年；美国1971年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美国向日本“归还区域”之内也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尽管我们可以据此指责美国人用心险恶。 　　对于中国而言，钓鱼岛问题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感情，自有其重要性。但在笔者看来，与中日友好关系的大局相比，这一问题仍然只属于一个小case。对于日本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做法，中国政府和国民不做出反应当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过度反应是否就那么恰当？是否真的就有利于争端的最终解决？如果前文观点是成立的话，那么在看待和处理与钓鱼岛相关的问题时，就必须始终坚持如下原则，就是不能因小事而乱大局。一个基本的选项是，将钓鱼岛问题个案化，脱钩化。实际上，1978年邓小平在日本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著名表态，采取的就是这个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其良好的效果也是包括中国政治家、战略家在内的广泛群体所认可的。 　　三、 要以极大的宽容、持续的耐心和创新的方式进一步做好对日的公众外交 　　日前，笔者参加由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和日本问题研究中心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协办的“构建东亚共同体和中日两国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听了中日两国20多位学者和外交官的发言，并对多位日本现任和前任外交官、著名学者的观点予以了特别的关注。早稻田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依田熹家说，大部分日本近代史研究者承认日本侵华历史，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一些日本政治家缺少历史知识，在胡说八道，对此日本历史学家是反对的。中日两国的历史学家应当共同努力，以形成对历史的共同判断，在推动日中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作用。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OECD前副秘书长谷口诚建议，应当重视和发挥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的作用，要注意两国年轻一代的培养，特别是要发挥留学生的作用。此外，与会的其他日本学者和外交官以及中国学者都提到，中日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