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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悄然启动深海勘探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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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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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悄然启动深海勘探战略
隆重的启航仪式后,“向阳红09”号搭载着“蛟龙”载人潜水器,前往东太平洋冲击5000米深潜纪录。第二天,一个中国人匆匆离开阴霾未退的江阴苏南码头,前往北京搭乘班机,飞赴加勒比海环抱中的牙买加首都金斯顿。
这个人便是中国大洋协会秘书长金建才。他将代表中国大洋协会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正式提出申请。一旦获批,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具备深海多金属硫化物矿区勘探资质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进军深海,也迈向了一个新阶段。
小机构为适应中国国情
中国大洋协会,全称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成立于1990年,是中国大洋战略幕后的主舵手。而作为这一重大战略的主要策划单位,大洋协会的小编制结构显得有些“名不副实”。
“自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都只申请二十个人员编制。”秘书长金建才告诉记者,“小机构的设定是为适应中国特殊国情。”
1978年,中国获得第一块深海多金属结核样品。此时,海底多金属结核矿产资源并非中国大洋科考活动的主要目的。在充斥着各种“资源危机论”的八十年代初期,美、日、苏、法、德等大国积极展开对海底矿产资源的争夺。而《国际海洋法公约》的颁布,为未来海底矿产的勘探开发提供了法律保障。
掌握海底矿产资源优势,突然上升为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策略。中国也开始有系统地联合多个部门,在太平洋中东部地区对多金属结核矿产分布展开调查,以期掌握具备商业开发前景矿区的第一手材料。至八十年代末,开采成本高、技术不成熟、投资风险大、西方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海底“淘金热”,在经受国际金属市场价格大幅下滑,新资源和金属替代品不断涌现等多重打击后,逐渐偃旗息鼓。
此时,参与筹建大洋协会的金建才,正信誓旦旦地准备向联合国海洋筹委会申请―块位于东太平洋双断裂带、30万平方公里的多金属结核矿区的勘探权。
根据规定,申请区必须由同等面积,且具备同等商业价值的两个区域组成。这意味着,申请者必须具备相当水平的科研实力,并对矿区进行长期大量的勘察评估工作,才能获得批准。
到了九十年代,国内中央组织机构重组为大洋协会的申请提供了机会。原来负责海上考察活动的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地质矿产部合并到国土资源部旗下,而承担海底资源的开采、回收及加工等技术研发工作的冶金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则最终被撤销编制。
“巨人”倒下,却在全国留下了成百上千个科研单位。大洋协会此时以“预算管理”的方式,为组织松散的各个科研机构提供项目资金,并通过“成果管理”,以再分配的方式,使得科研机构连成网络,各取所需,让能出海的单位,下海取样;止能分析的单位,有样可取。
1991年8月,当金建才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手中接过“先驱投资者”证书时,中国第一次在大洋深处,获得一块专属开辟区,总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为体现深海资源为人类共有继承财产的特点,另一个15万平方公里区域交由保留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为不具备开发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保留分享的机会。
随后,中国又按照公约决议二的要求,在1999年如期放弃了开辟区总面积的50%,最终留下最具商业开发价值的7.5万平方公里,在此区域内中国享有专属勘探及优先开采权。 2011年7月26日,中国载人深潜5000米级海试现场传来捷报,“蛟龙”号在第二次下潜试验中成功突破5000米水深大关,并成功回收至“向阳红09”船。
从30万到15万再到7.5万,“勘测面积越小,成本越小,效率越高”,金建才解释道。从四大部委到+A的大洋协会,组织机构越来越小,中国深海资源开发的组织管理似乎同深海作业的规律不谋而合。
此次“蛟龙”海试,通过大洋协会,将包括沈阳自动化所、青岛海洋所、中船重工702所以及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同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百余家机构联网,统筹分配项目,才得以实施。
此外,大洋协会理事会成员更是大有来头。理事长既是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王飞,而各常务理事则由财政部、外交部等部委业务司司长兼理。
小机构办大事,成为目前中国深海事业管理的一种新模式。据金建才介绍,最初不以国家为主体提出申请,“和当时国情有关”。“其中之一是,当遇到法律纠纷时,政府难以接受国家作为原告甚至被告出现在国际法庭上。”
随着深海开发不断进行,金建才表示,在商业开发时机成熟时,不排除大洋协会转变为企业集团的可能性。
“会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
“获得深海多金属硫化物专属勘探权,中国是第一家!”
7月19日,当地时间下午5点35分,中国大洋协会副主任李博从金斯顿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现场,向国内发回了第一条信息。此时,中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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