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doc

[标签:标题] 2016 PAGE13 / NUMPAGES13 感谢观看本文谢谢 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 一、关于文人结社之风 　　文人结社之风，兴起于晚明。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士人相会课文，建立文社，是万历末年的新事物。亭林先生关于文社的说明很确切，因为他本人就是文社的一员，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顾炎武“早年入复社”，与昆山同乡归庄齐名，都“耿介不混俗”，所以有“归奇顾怪”的说法。 　　晚明的文社，与前朝的诗社不一样。诗人结社宋元时代就有，明朝趋于极盛；至于文社，始于天启四年常熟的应社。对晚明文人结社素有研究的谢国桢认为，应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万历末年苏州的拂水山房社。但是嘉靖万历时代的常熟人赵用贤说，早在嘉靖年间常熟就有文人结社的记载。 　　以上几种说法，时间先后有所出入，大体而言，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嘉靖年间，但是高潮确实是在天启、崇祯年间。所以我们说，文人结社之风，兴起于晚明。 　　为什么晚明会出现文人结社的风气？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明中叶以来，在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文人逐渐形成自觉、自主的思想，追求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正德嘉靖时代的王阳明，提倡“学贵得之心”，主张以自己的心得来判断是非，不必按照孔子或朱子的是非标准来判断是非。黄宗羲认为，王阳明的思想，经过他的弟子王畿、王艮的发挥而风行天下，到了再传弟子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非名教之所能羁络”，“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王畿最能领悟王阳明思想的真谛，始终坚信“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才有出息。如果不能自证自悟，一味追随前贤的脚跟转，人云亦云，重复前贤的语录，或者执着师门权法，不敢超越，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王艮强调“以悟释经”，按照自己的领悟来解释儒家经典。耿定向把他的思想概括为“六经皆注脚”―儒家经典不过是自己思想的注释。顾宪成把王门后学的这种思想，概括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他的本意是批评王门后学的流弊―“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其实“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意义也正在此，挣脱传统思想的枷锁，获得每个人自觉自主的思想。 　　晚明文人结社，固然与科举考试有着密切的关系，成员为了考取举人、进士而互相切磋，不少人也陆续中举人、成进士。但是他们目光犀利，看到了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弊端，力图跳出来另辟蹊径。在一起切磋学问的同时，更关注现实的政治问题，探寻解决之道。 　　这是晚明文人结社最大的特点。谢国桢甚至认为，晚明文人结社成为一种社会上的政治运动。他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说：“结社这件事，本来是明代士大夫以文会友很清雅的故事。他们一方面学习时艺，来揣摩风气；一方面来选择很知己的朋友……所以明季几社的成立，他们只师生通家子弟，在一块结合，外人是不能参加的。后来才门户开放，‘社集之日，动辄千人’。不意一件读书人的雅集，却变成了一种社会上政治的运动。” 　　二、“济世安邦”的几社 　　名闻遐迩的松江文人结社―几社，成立于崇祯初年。明末清初，松江人李延?g《南吴旧话录》中专门有一卷介绍著名的文社，除了拂水山房社、几社，还有“十人社”“六人社”“十八子社”，大多活跃于嘉靖、万历之际。几社延续了十人社、六人社、十八子社的传统，与邻近的常熟应社、太仓复社遥相呼应，以文会友，不满足于科举制艺的训练，冲破学问的藩篱，急切地大声发出声音，触及时事，试图纠正时弊。 　　几社的文集《几社壬申合稿》，汇集了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十一名成员的文章，谈的是历史，落脚点是当时的朝政利弊。例如夏允彝写的《拟皇明宦官列传论》，重点是在抨击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专政，其后果是：在内分散相权，在外管制将权。他所处的崇祯时代何尝不是如此！李雯写的《朋党论》，现实针对性更加明显。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把反对派官员一概扣上“结党营私”的帽子，编造《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之类黑名单，整肃数以百计的“东林党人”。崇祯初年，皇帝朱由检拨乱反正，清查阉党逆案，但并不彻底，阉党余孽时时刻刻都想翻案。深受皇帝信任的内阁首辅温体仁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路线”，起用逆案中人，排挤正人君子，打出的旗号就是反对“朋党”。李雯对于这些事情记忆犹新，于是乎写了《朋党论》。在他看来，既然小人用“朋党”之名来整君子，而皇帝是非不分，一概打击“朋党”，其结果必然是“小人受其福，而君子蒙其祸”。何况当时有人指责几社也是“朋党”，李雯当然要辩个一清二楚。 　　几社诸君子在历史上留下的最为辉煌的一笔，毫无疑问是崇祯十一年编成的五百卷巨著《皇明经世文编》。由几社的台柱―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主编的这部巨著，震惊文坛，并不是它的资料宏富，而是它的立意高远。在王朝走向末路的危急关头，把本朝两百多年来有识之士的经世致用文章汇编在一起，供当朝执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