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人张元济.doc

[标签:标题] 2016 PAGE11 / NUMPAGES11 感谢观看本文谢谢 文化商人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是旧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开创了很多出版业的先河和奇迹。而这么庞大的文化航母的掌舵人就是张元济，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举足轻重，几乎成了商务印书馆的代名词与精神领袖。 　　张元济出生于1867年，正值风雨飘摇的晚清同治年问，逝世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那时全国上下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张元济长达93年的生命历程中，亲历了中国自晚清以来无数次社会变革，一生见过光绪皇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阅世不可不谓之深也。 2004年，上海书展上张元济高2米、宽1.5米的巨幅“出版人”油画，悬挂在上海展览中心序馆中。 　　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他自戊戌变法后绝意仕途，由庙堂中走出，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他从朴素的文人办报观念出发，努力营造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共同活动空间。当传统仕途被堵塞后，商务逐渐成为都市中文化隐者的生存空间，高梦旦、蒋梦麟、茅盾、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杨贤江……多少名声赫赫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成长成才凭借近代出版的新型媒介，实现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寻觅到了一条发抒经世理想的别样途径。张元济自己一直像个保姆一样心无旁骛地守候着这份文化事业，宠辱不惊地尽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今年是张元济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的年份。在这个星光隐去，夜雨敲窗的初春深夜，埋首于堆积案头的旧商务书卷资料，百年商务风云涌动眼前，一个鲜活的张元济跃然纸上。 　　从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 　　1898年夏秋之交，在古老的中国上演的那场变法，宛若昙花那样美艳，短暂地展现出芳姿后便迅速凋谢了。那场变法就如在一潭死水的晚清社会投进了块巨石，从此激荡开来的思想浪花就再也没有停息过。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知识分子们救亡图强的方式方法迭出不穷，有继续以君主立宪政治为己任的，有代之以共和革命为旗帜的，还有的则投入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具体实践中。 　　 　　参与这场变法运动的幸存者中，有一位来自浙江海盐的年轻人叫张元济，他25岁便高中进士，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不久赐总理衙门章京，可谓少年得志平步青云。然而，刚刚起步的仕途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法失败给株连而止，“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无疑是他人生的一个巨大挫折。 　　断送了张元济的仕途，却没有断送他的生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那里正聚集一批与传统士大夫截然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再把读书做官看成唯一的人生价值取向，而是凭借着新知识服务于现代教育、新闻出版、医学科技等新式行业。 　　张元济这位曾经被光绪皇帝垂青的维新党人，之前虽走的是科举的路子，却不同于一般迂腐书生。他在京官任上学过英语，办过新式的通艺学堂，所以他能迅速完成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1899年张元济接受了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的聘书，从此由北京政界转入上海商界。 　　在南洋公学期间，张元济还与科举同年蔡元培等创办了《外交报》，这是份主张“文明排外”的新报。他还因学校教材业务关系认识商务创始人夏瑞芳，夏约张加盟商务管理编书事宜。张元济在1902年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并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张元济的抱负和夏瑞芳的魄力相加是商务创业的基础。以被罢职翰林身份屈居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印刷厂张元济无疑开启了一项以出版来启蒙救国的宏大事业。 　　商务印书馆的发起人夏瑞芳出身于报馆排字工人，因不堪于在外国报馆谋生所受的洋气，遂与郎舅鲍氏兄弟商量合伙办了个印刷厂。 　　在张元济进入之前，商务基本停留在印刷厂的规模和思路。因创办与管理人员都是教会学校出身的中等文化水平者，所以只懂印刷业务而不懂学术文化。张元济入主商务后，商务才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社。 　　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思想维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市知识分子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蔡元培、汪康年、严复、夏曾佑、劳乃宣等都是好朋友，在文化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力和知名度。强大的人脉关系加上张本人的高瞻远瞩，让商务设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请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专家加盟，并聘请蔡元培为首任编译所所长，制订了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计划。以清廷提倡新学、废除科举为契机，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即在这里诞生，之后出版了高小’中学教科书，均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草创意义。 　　他还致力于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影响尤为广泛深远。商务在张元济的带领下先后创办出《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影响巨大的期刊，开创了出版界一个个先河和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