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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易传导读 内容简介 要之，《周易》经文之中本有义理，或者说义理亦乃《周易》本有之义。也就是说，先秦儒家《易传》与《伊川易传》之阐发《周易》义理，实际上并非只是“虚说”与“譬喻”，还是与《周易》本经有密切联系的。事实上，先秦儒家《易传》和《伊川易传》是在肯定《周易》为卜筮之书的前提下强调其中的义理的，或者说，承认《周易》是卜筮之书，但强调的不是占筮之术而是其中的义理。《系辞传上》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筮者尚其占”，说的就是占筮乃易之道。从《系辞传》的许多说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作者并不否认易乃卜筮之书。但作者又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角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由《系辞传》类似说法看，作者以为象、辞并重而尤重辞，虽亦以卜筮为示人吉凶之道，而尤重观象玩辞，以为存亡吉凶之理是不必占而“居可知”的，易之吉凶道理“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是以明理为首义，以观象玩辞尤以玩读其彖辞为基本的方法，已明显表现出不尚占筮的倾向，即强调的是读《易》以明理。《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传上》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这些说法关于圣人作《易》宗旨及《易》之为书的性质内容的看法应该说已是对《周易》经文思想的升华，或者说是对《周易》本经所呈现的思想倾向加以突显和扩张，这种认识已远远高出经文的思想蕴义。也就是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没有去发展《周易》的占筮术，而是着力发展了其中包含的义理，将其作为一种讲思想的书来对待。王马堆帛书《要》篇记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有，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这是说，子贡见孔子老而好易，怀疑这与孔子过去教诲弟子时说的“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相矛盾，因而对孔子提出何以老而好之的疑问。孔子回答说：“予非安其用也。”子贡又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说：“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又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好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从《要》篇这些记载来看，孔子对祭祀、卜筮活动并未持断然否定的态度，但其“祝巫卜筮其后乎”的认识是明确的。对于易，“予非安其用”，“吾求其德而已”的思想是明确的。“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说明孔子之推崇义理、求其德义已达到清醒自觉的境界，区分了作为史巫之术的易学与“观其德义”、“求其德而已”两种易学。孔子易学的这种自觉，其伟大意义就在于使易学摆脱了史巫之术，从而成为一门有益于人心智的学问。伊川先生于其《易传序》开宗明义讲“《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其思想与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易学显然是一脉相承的，是把《周易》作为一部讲思想的著作来对待的，并以其《易传》造就了义理易学的又一巅峰。所谓“凡卦有以二体之义及二象而成者”，是说卦之取义，或由二体即上下两卦之义而来，或由上下两卦之象而来。伊川先生以屯卦“动于险中，为艰屯之义”为说，即所谓取二体之义。以“云雷屯，君子以经纶”为说，即所谓取二体之象。取义，即以《彖传》之“动乎险中”，以屯卦之坎下震上、坎险震动为据；“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即《象传》语。所谓“取一爻者”，即王弼所说“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五阴一阳，则一阳为之主。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一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的一爻为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