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性与协商社区的建构-北京大学.docVIP

协商社区：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黄晓星 林滨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单元，社区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同样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纽带，提示着从微观到宏观的联系。和谐社会的建立最终需落实到社区的治理上，即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纽带的干预。 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加快，城市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各种社会阶级、社会团体为争夺城市资源和维护各自利益而发生的竞争和冲突，社区运动此起彼伏。在此，社区治理进入了困局，如何重构社区以使其成为和谐社会的基本单元呢？ 社区治理的基本概念 社区概念从滕尼斯开始，指基于人类本质意志所联结而成的共同体，尤指基于社会心理意义上的纽带，在后续帕克等人的研究中社区被赋予了空间区域的意义。但社区不单指空间区域，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是社区与治理的结合，指以社区为基础的基层管理，要求从原先的统治或控制思路转向多元化的治理。 从1980年代末开始的社区建设，以自上而下的推动为动力，强调居委会的自治性，并为设定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四项民主原则。社区建设更多的是一种社区治理的手段，是国家运用以重新控制基层的方式，提倡社区生活共同体只是一种形式。在逐渐成形的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管理体系中，居委会是政府派出机构的延伸，直属于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但现行以“属地管理”为基础的社区建设模式效果逐步弱化，社区建设应该转变为构建“社区共同体”的过程才能发挥社区的本质作用。另外，现实的社区治理已经表明，国家法团主义下的社区治理过于考虑控制，将社区当成治理单元，并未完成真正的社区建构。 这种社区治理路径有悖于现今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公民治理被视为引领21世纪的治理模式，提倡复合主体的网格式、参与式治理。公民治理强调以公民的身份民主决定社区公共事务，提倡公民的充分参与。国家将部分权力逐步让渡给市民社会，培育市民社会的美德，由市民社会达成自治，形成良好的运转模式。社区治理结构从行政管理性社区到公民自治性社区及草根组织的生长，尤其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团组织的发展。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展示出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来自民间的力量，也暗示着在中国的民间建设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公民社会被视为能够承担起社区治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公民治理促进社区善治的产生，进而整合成为和谐社会，是后者建设的重要思路。 社区善治的基本因素与维度 社区治理的困局主要源于国家控制的过度发展，而忽略了社区共同体本身。社区的不和谐导致社区运动等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而和谐社会建设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对象的宽泛性及方法的有效性等，在社区中体现为社区性不同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 空间性：促成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社区生活 社区的空间性是社会空间在社区单元中的投射。空间性是社区的第一个特征，是权力关系表达的中介被各种历史、自然元素模塑铸造，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这即是社区善治对于空间性进行干预的要求。 人口性：避免人口标签层级化 住房商品化最大限度地引入了市场的分配力量，依据市场原则对不同的主体进行重组，个体首先被视为情感中立的理性的经纪人，被贴上了经济能力的标签。按照该分配标准，大都市被分割成一个个经济区域，而呈现出较强的等级性，韦伯所认为的阶层在社区中极大体现出来，也为底层个体的团结创造了潜在条件。 组织性：社区组织平衡发展，明确各自职责 在1990年代以来，社区建设促成了居委会的发展，使其成为政府的治理单元。在组织网络中，各个治理主体是一种伙伴关系，强调组织网络的构建，共同为社区善治服务。但必须强调的是，社区能动组织一直未能合法化地发展，较为孱弱，治理结构极其不平衡。社区治理结构的不平衡是问题之根源，虽然国家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但却是寡头的社区治理，归根到底是以政府为主轴、与市场联盟的控制体系。但改革使单位制外的社会空间急剧膨胀居民对社区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使街道内行政秩序发生动荡。二者的互动产生了较为稳定的社区结构，是社区治理需介入的重要层面。在以往的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物业公司并非以社区治理的一部分参与进来，而是以外在的、强势的社会控制结构出现，促发了居民的逆反心理，而导致治理的失败。这是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与和谐社会的共赢关系截然不同，是和谐社区治理必须重点改善的社区结构维度。 协商社区的形成机制与策略 营造社区生活，避免人口标签化，以及促进社区组织多元化等是社区善治的基础，而对“社区性”两个维度进行干预是更高层面的调整。在此过程中，协商社区的形成机制得以产生，策略开始明晰。 “社区性”要素交织与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交往”构成了共同体所具备的具体的生存情境，“导致共同体的交互作用必须变成一种共享的行为。”，人们通过交往与合作行动，才能拥有共同的东西，达致对共